朋友们，很多人可能对明朝的节点跟兴衰的因果关系土木堡之变与于和明代最有权势的锦衣卫首领陆炳为何能得到善不是很了解，所以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明朝的节点跟兴衰的因果关系土木堡之变与于和明代最有权势的锦衣卫首领陆炳为何能得到善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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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节点跟兴衰的因果关系，土木堡之变与于谦，张居正，魏忠贤

如果要更好的分析理解明朝，可以拿另外一个朝代来进行对比，其实朱元璋有一点像李渊，但是比李渊成就大，其实朱棣更像唐太宗。但是明朝缺乏了唐高宗跟武则天这种强人的过渡人物，所以没能把明朝推向更强大的位置。或者说朱棣之后，明仁宗，朱瞻基在位时间太短了。

朱瞻基之后的明朝，也就是到明英宗朱祁镇手上的明朝就像高宗接受的唐朝，但是在这个时期，却接受了强大的打击，也就是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作为明朝中衰的标志，此战导致京营主力和功勋、武将集团几乎全军覆没。让一个正在走上坡的明朝，突然之间走了下坡路。

朝野力量洗牌，文官强势崛起。随着王朝的建立、战事的减少，历朝历代均会在立国后不久由武功转入文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官崛起进而压制武将集团乃是不可逆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往往是循序渐进的，但明朝却成为了一个例外。明初的武将、功勋集团先是经历了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人的两次洗牌，本就损失比较惨重，而“土木堡之变”更是导致武将、功勋集团几乎损失殆尽，再加上于谦等大臣在之后北京保卫战中的优秀表现，明朝的文官集团自此开始迅速崛起，而武将、功勋集团则就此失去了对朝政的影响力。朝堂上一家独大的文官集团，在明中期以后对皇权形成了极大压制，进而导致了皇帝只能通过宦官来对外廷进行限制，进而促使了宦官集团的崛起。

主力损失殆尽，战略重心北移。明初的京营乃是最为精锐的部队，卫所兵平日里驻守各地，轻易并不离开驻地，而历次出征主要以京营军队为主，朱棣五征漠北的主要军队便是京营，而“土木堡之变”时距离最后一次北伐不过刚刚过去25年，此时京营的战斗力还是极有保障的，结果一战损失殆尽。主力损失惨重，皇帝被俘，大明王朝立即便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虽然最后总在于谦的指挥下大明打赢了北京保卫战，但明朝战略重心的北移也就此成为定局，此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再也没有遇到外来威胁，但南方内地和沿海卫所的崩坏却不可避免的加速了，进而导致了明朝中期以来南方倭患的产生。

朝廷急剧动荡，朝政日渐荒废。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之后，也先想要利用他皇帝的身份南下，明廷方面郕王朱祁钰则在于谦等人的支持下，经过孙太后点头被扶上皇位，是为明代宗。之后明英宗虽然返回京城，但却被囚禁南宫长达七年，而明代宗在皇位稳固之后，则又改立太子，甚至为此不惜屈尊收买官员。景泰八年（1457年），明代宗病重之时，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又发动“夺门之变”，重新扶立朱祁镇复位，而重登大宝之位的朱祁镇则杀了立下大功的于谦。之后，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人大权在握，曹吉祥、石亨专横跋扈、培植党羽，弄得朝政一片乌烟瘴气，之后又发生了“曹石之变”。一连串的变故，导致朝政被荒废十余年，而民间的土地兼并等也开始泛滥，直接加剧了明中期的朝廷动荡。

全面战略收缩，军事转入防御。虽然因永乐年间的连续对外出兵，明朝自“仁宣年间”就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但明朝当时的军力仍然有对外打击能力，然而自“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的军事思想变得更为保守了，再加上战马等军备的大量损失，明朝开始从战略防御全面转入被动防御，九边重镇开始成为明朝北部的主要防线。与此同时，东北部明朝的收缩，导致朵颜三卫最终占据了大宁地区，并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而朵颜三卫的时叛时附，则又影响了明朝对辽东的经略。明朝的全面战略收缩，最为严重的影响就是导致明朝对辽东统治的全面弱化，并最终导致了明朝经略辽东的全面失败，这为明朝末期后金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皇帝再难出宫，不解民间疾苦。皇帝被俘在历史上乃是极为罕见的事件，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此后明朝皇帝再也难出皇宫一步，而此举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断绝了皇帝直接感知民间疾苦的可能，而只能通过外臣或厂卫来间接获知，而皇帝与外廷关系本就紧张，而厂卫则忙于和外廷对抗，因而皇帝与民间的联系几乎等于完全断绝。对于帝国的最高决策者来说，不解民间疾苦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怨四起，而这应该也是明朝中后期农民起义极为频繁的原因之一。

“土木堡之变”可以说直接决定了明朝的未来走向，而它所带来的剧烈影响，则完全导致明朝开始由盛转衰。

然后说说张居正改革与于谦之死对明朝的影响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居正为了大明做了那么多而且又与皇帝有着较为深厚的感情，结果皇帝转过头就把张居正清算的那么厉害，这些人不免兔死狐悲。谁也不知道今天的张居正会不会是明天的我。自此，大明文官集团就有了逆反心理。在国本之争中，文官集团为什么犹如疯了一般的与皇帝作对？因为没人敢与皇帝一条心了，都怕落得与张居正一样的下场。古人把名看的比命都重要，张居正那么牛逼都落得一个身败名裂，更何况这些不如张居正的人。况且立福王本就不符合封建礼制，这就更没人与皇帝一条心了，就算因此而死也能落得一个好名声。可以说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无情大清算是凉透了一大批人的心，有能力的人不敢登上舞台，没能力的人靠阿谀奉承，和稀泥上位。我们可以看看自张居正死后，大明后来的首辅都是些什么臭鱼烂虾。以申时行为例，他当上首辅后尽和稀泥了，治国方面则是一点成绩都没有。这真是有能力的人不决策，能决策的人没能力；有脑子没位置，有位置没脑子。是什么造成这种局面的？还是张居正被清算的太狠，有了前车之鉴，有能力的人都怕了。做大事的人要有担当和主动承担责任的勇气，张居正有担当也有承担责任的勇气，但张居正死后，大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首辅了。从张居正死后到崇祯帝自缢身亡，但凡再出现一个张居正这样的人，崇祯帝也不会死的那么憋屈。

大明真正的转折点就两件事，一个是于谦冤死，一个是张居正被清算的如此之狠。朱祁镇执政期间，大明还是一个庞然大物，土木堡之变只是让大明这个巨人骨折了一条腿，但没有伤及根骨，我们看看朱见深所取得的成就就该知道土木堡之变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夸张。土木堡之变唯一稍大的影响就是文官集团彻底站上了大明的舞台，但这也不是根本性的影响，因为按照大明的内阁制度来看，文官集团压制武官集团上位是迟早的事，就算没有土木堡之变也会有其他的事件来让文官集团登顶。真正的最大影响就是于谦的死，于谦的死直接打断了文官的脊梁骨。于谦可以说对大明有再造之恩，结果说被杀就被杀，试问谁还敢在卖命了。于谦死以前，大明的文官是我有10分力，我要发挥出12分的力来报效朝廷；于谦死后，我有10分力，我就给你出6分力，我不给你死命干了。张居正被大清算也是大明的转折点，张居正被大清算后，我连6分力都不出了，直接开始消极怠工。我们可以看看在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都在玩些什么，文官集团所谈论的已经不是治国安邦了而是开始玩政治了，他们开始整天研究国本之争，三大案以及尔虞我诈，今天我攻击你，明天我反扑你，朝堂上很难再听到一些关于治国方面的真知灼见。归根结底还是张居正事件影响太大了，张居正干的那么出色都遭无情清算，连整个家族都被牵连，我这个不如张居正的人如果多管闲事岂不是要比张居正更惨。张居正的家人是什么下场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张居正死后，谁也不愿意在卖力干活了，毕竟谁都不愿意连累自己的家人。

张居正严于律人，宽于律己，其实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考成法优于一条鞭法，到明末其实不是收农业税而是开海和收商业税，但是东林党，楚党和浙党都不会同意收商业税，因为商业后面就是这些人。

而魏忠贤是收了商业税的，魏忠贤倒台后商业税废，改收农业税，这个才是傻政策，天启帝对东林党评价一针见血，千言空谈，不干一事。

魏忠贤增加国家财政，古往今来，每个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钱，明朝也不例外。魏忠贤知道钱的重要性，搞了什么商业税，矿税之类的，这种税收不是针对老百姓，针对的是那些大世族，大家族，针对那些有钱人。在魏忠贤死了以后，那些东林党人废掉了什么商业税，矿税等，那些有钱人不要交税，崇祯只能把这种负担转接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没有饭吃，自然造反就多了。如果魏忠贤不死，明朝就可以增加财政税收，有了钱的明朝，恐怕最后不会败的这么惨吧！

还有魏忠贤重视军事，在魏忠贤当政期间，明朝的军事力量是很强的，魏忠贤大量购买火器，火铳，红衣大炮等重型武器，对后金的形势一片大好，捷报频繁，还用大炮重伤了努尔哈赤（不久死亡），搞得皇太极疲惫不堪。

虽然魏忠贤是个祸国殃民的大太监，但其治国的才能还是有的，毕竟在明熹宗刻木头的几年里，都是魏忠贤在帮助管理国度的。所以假如崇祯皇帝听其兄长的话，让魏忠贤协助他管理国度，那明朝也不至于在崇祯的手上沦亡。既然李自成难以灭明，那清兵入关至多要推延几十年了。

明朝没有能强大起来与灭亡的几个节点：土木堡之变，于谦之死，张居正之死，最后的一颗稻草就是魏忠贤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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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最有权势的锦衣卫首领陆炳，为何能得到善终并保全家族呢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十二月，京师大雪，在一片萧瑟之下，嘉靖帝得到了一个悲伤的消息：太保、少傅、太子太傅、左都督、掌锦衣卫事陆炳暴卒，时年五十一。

得知这个和自己一起长大、又一起从安陆进京的幼时伙伴去世，嘉靖帝难得地大发伤感，亲笔写下诏书，称赞其“折冲御侮，施勤无私”、“炳，从我于难者，功当与开靖等”。追赠其忠诚伯，赐谥“武惠”，荫其子陆绎为锦衣卫指挥佥事。

为什么陆炳生前官位显赫，死后哀荣备至，还荫及子孙家族？这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明弘治七年（1494年）九月，当朝皇弟、宪宗第四子兴王朱佑杬年满十八岁，已经到了就藩的年限。于是孝宗皇帝择吉日，将兴王封藩于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并挑选京师锦衣卫军士，作为兴王仪仗护卫，随同他一起前往安陆。其中有一个叫做陆松的锦衣卫总旗，被选为兴王仪卫司典仗，一同来到安陆。

明正德二年（1507年）九月，兴王次子朱厚熜出生在安陆，在给这个小王子挑选保姆时，王府典仗陆松的妻子范氏入选，自此担任抚育朱厚熜的职责。因此，陆家与兴王府关系更加紧密。

明正德五年（1510年），范氏的儿子陆炳出生，因为父母的这层关系，陆炳在四五岁的时候就跟随范氏出入兴王府。稍微再大一点后，经过陆松和范氏的请求，兴王及王妃蒋氏同意让陆炳随侍在兴世子朱厚熜身边，作为亲随，伺候日常。

幼年朱厚熜对于这个比自己小三岁的奶弟弟（陆炳母范氏为朱厚熜保姆、乳母）十分喜爱，出入同乘，起居同卧，如同亲兄弟一样。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兴王朱佑杬薨逝于安陆。时年十三岁（其实还不到十二周岁）的兴世子朱厚熜在兴王妃蒋氏和王府诸属官的协助下，以不符合实际年龄的成熟手腕，开始独立执掌这个偌大的王府。

而陆松、陆炳父子，在兴世子成为安陆这座王府的实际主人后，地位也随之拔高，在兴王府内职权不断增长。陆氏父子对于现有的地位际遇满意至极，觉得人生巅峰也不过如此了。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一生嘻哈、行事不羁的明武宗正德帝去世，没有子嗣，也没有同胞兄弟，大明皇统断绝。在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文臣们主持下，以“兄终弟及”、“伦序当立”为依据，在报孝宗皇后、武宗生母张太后并获得批准后，朝廷派出使者，迎宪宗之孙中，伦序最前的兴世子朱厚熜进京，继承大统！这就是后来的明世宗嘉靖帝。

于是，陆氏父子跟随中了头奖的兴世子，一路跋涉来到京师。在朱厚熜成为大明新一代皇帝后（这其中的过程曲折复杂、动魄惊心，因为不涉及本题内容，所以就不再复述了），陆松被授为锦衣卫副千户，从一个地方藩王的亲随，成为大明天下最有权势衙门中的实权人物，简直是一步登天。

此后陆松以“从龙之功”，逐步升迁，直至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协理锦衣卫事。这样的际遇，是他三十多年前随扈兴王自京师前往安陆就藩时，怎么也想不到的。

而陆炳，因为和嘉靖帝非同一般的幼年时关系，自然也水涨船高、理所当然地进入皇帝亲军---锦衣卫，继续他作为嘉靖帝亲信的生涯。这个时候的陆炳，不过十余岁而已。

在锦衣卫中，少年陆炳因为嘉靖帝的关照，迅速融入其中。当时的锦衣卫指挥使王佐特别器重他，亲自教他办案、审讯、公文往来等具体职责，并嘱咐他说：“你将来必定是要执掌锦衣卫的，卫内职责，不可不熟悉。”所以日后陆炳执掌锦衣卫后，还时常怀念这个老师，实心感激他。

嘉靖十一年（1532年），陆炳考中当年的武科科举，成为武进士。嘉靖帝借机授其锦衣卫副千户，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他，作为自己稳固皇权的得力助手。

嘉靖十三年（1534年），鞑靼入寇边墙，陆炳以锦衣卫副千户身份，至边墙督军出战，并阵斩一人，明世宗获报嘉奖其功。不久，其父陆松去世，陆炳承袭父职，为锦衣卫指挥佥事、署理指挥使，掌南镇抚司。正式进入锦衣卫顶层核心。

嘉靖十八年（1539年），嘉靖帝即位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返回安陆旧藩地，考察父亲与母亲的合葬陵墓。途经卫辉时，行宫遭遇大火，随驾的群臣仓促慌乱中都不知道皇帝到底在哪里，只有陆炳因为日常随侍，清楚所在，于是冒着大火撞开嘉靖帝所在宫殿大门，亲自背着嘉靖帝逃出生天。经过这件事，嘉靖帝愈发信任宠爱陆炳，倚为绝对的心腹。

经过这件事以后，陆炳与嘉靖帝的关系从发小上升为生死之交，彼此达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嘉靖帝授予陆炳锦衣卫指挥同知，实际上执掌卫事。陆炳是嘉靖帝此后除了父母以外，唯一还存有“亲情、友情”心态、完全信任的臣子，就连他的皇后、妃嫔、皇子们，都没有这个待遇。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闰正月，陆炳正式就任锦衣卫指挥使。在他继任后，锦衣卫一扫百年来被东厂内官们压制的颓势，强势崛起，全面压倒东厂，这是历代锦衣卫指挥使都没有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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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为什么没能持续经营东北

1、强势崛起，犁庭扫穴的军事打击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军攻破大都，元顺帝仓皇出逃，但此时元朝在北方草原上仍有拥有相当的武装力量和行政机构，前几篇曾经讲过，成吉思汗崛起时几乎扫平了所有的不落势力，东北也不例外，此时在东北盘踞的主要力量是蒙古人纳哈出。此人为成吉思汗时期木华黎的子孙，因此对元朝忠心耿耿。
朱元璋其实一开始并不打算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但由于地缘上东北与蒙古高原接壤，所以和西北的状况不同，当时的东北地区实际上是完全在北元朝廷的直接控之下的，数十万大军盘踞在金山（今吉林省双辽县）一带，完全不理会明朝的招降，与蒙古高原上的元朝大军联合调动，对中原造成巨大威胁
为了消除这种威胁，朱元璋不断进行军事打击，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然而和西北的情况不一样，东北的元军在遭受持续的失败后完全没有投降的意思，反而不断的与明朝大军进行战斗，其意志力之坚定，完全可以说是对元朝忠心耿耿。
战争延续了20年，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军包围纳哈出残部，元朝官吏等3000余人投降，然而直到此时，东北的元军剩余势力还不投降，汇聚于捕鱼儿海（今呼伦贝尔）继续顽抗，直到最后被蓝玉一举歼灭。
2、战后问题，一盘散沙的东北地区
以上史料很容易就可以查阅到，没有什么隐秘的，但这直接说明一个问题，作为嫡系，东北的元军残部对元朝忠心耿耿，明军可以说打的非常不容易，而极其惨烈的战争带来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
东北的开发与管理元朝做的相当不错，能够在失去中原的情况下养活几十万人马与明朝对抗数十年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但无论元朝打下了什么基础，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在和明军的长期战斗中灰飞烟灭了。
在西域方向，明朝设立了关西七卫，事实上至用扶持七个地方势力就足够了，在西藏，明朝设立了乌斯藏都司和朵甘都司等机构，也只扶持了寥寥数个势力，但在东北，明朝设立了统一的奴儿干都司，直接管理下属的一百三十多个卫所，一开始由中央任命官员，后来由当地人世袭，这说明什么？说明整个东北在明军的持续打击下已经彻底崩溃，根本连扶持的对象都找不到了。
这样不好吗？至少在当时来看是很不好的，如果翻阅欧洲罗马帝国的扩张史就可以发现，原先文明的区域，例如希腊等地，只要取得军事胜利就可以迅速占领扩张，而那些还处于蒙昧阶段的原始人，罗马帝国反而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去征服占领，甚至还不一定成功。
这是为什么？道理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势力只要存在，就说明其内部已经建立起了某种统治体系，这个时候如果摁着这个势力的核心利益打，很容易让其屈服并与外来者合作，明朝控制西藏、设立关西七卫，甚至于近代大英帝国全球殖民建立日不落帝国都是基于这种逻辑。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成本低，见效快，坏处是如果帝国衰落，这些区域会迅速分崩离析。
如果把一个地方势力从里到外全部打散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重新建立一套统治体系，这个过程极其艰苦卓绝，你可能很强大，但你要面对的是无数行政难题乃至于随处可见的小规模袭击。欧洲人占领美洲就是这个逻辑，好处是稳定，可靠，一旦占领就彻底消化，坏处是成本高昂，时间漫长，还有一定的失败概率。
在古代的技术限制下，东北虽然土地肥沃，但气候实在是太过寒冷了，明朝建立的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小冰河时代，东北更加不适合农耕民族生存。在没有意愿或者无力彻底消化一片土地的时候，扶持本土势力才是最佳选择。
三、不断溃败，大明财政的承重负担
在洪武、永乐两朝，大明帝国对于东北的治理非常严格，在所有的卫所都设立中央派驻的官员，奴儿干都司的控制能力非常强，但这是无法持续的。此时的东北本土势力已经彻底溃散，维持这种控制需要付出高昂的财政支出，在内地移民无法在东北长期定居的情况下，帝国的统治不断溃败。
这里需要着重讲一下成化犁庭事件，公元1467年，明宪宗打击建州女真，战果是消灭俘虏了六百余人，俘虏二百余人，人多么？一点都不多，但这对建州女真来说已经是毁灭性打击了，这说明什么？在朱元璋去世后百余年，东北的本土势力才发展到有一千多人就是大部落的程度，可见当年的战争几乎是把元朝苦心经营的东北彻底打回原始社会。
这种情况下，要么大量移民，彻底消化这片土地，如果做不到，那么小规模的土著游牧民族就会不断的袭扰明军，大战役没有，治安战不断，你想用经济拉拢他们，你连一个说得上话的游牧民族头人都找不到，你用战争威慑他们，最多消灭几百人，其他小部落说不定还幸灾乐祸，事后继续发动袭击，根本于事无补。
明朝在东北统治的崩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是宣宗年间，明朝中央逐渐不再派人巡视奴儿干都司，然后是明朝在东北建立的标志性建筑永宁寺屡毁屡建，直至最后不再重建，再然后是当地卫所的官员开始有本地人世袭，后来干脆直接撤销了奴儿干都司，甚至到最后还要建立防御工事来防止当地本土力量向内地渗透。
明后期，帝国对东北的统治已经完全沦落为拉一派打一派的程度，在与明朝的接触中，当地的部分女真人逐渐学习到了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并慢慢重新组织了起来，直到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而此时的明朝已经风雨缥缈。如果当时纳哈出没那么忠诚，恐怕历史就是另一个走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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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启了一个王朝，却毁掉了万代江山

公元1598年，长达七年之久的万历援朝战争终于宣告结束。这场战争，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在历经战与和的反复较量之后，最终迫使日本狂人丰臣秀吉忧郁而死，异常艰苦的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也许当时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怎么堂堂一个天朝上国，打打你日本一个蕞尔小国居然会这么费劲，还搞得元气大伤，几乎打光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所有资产。要知道，当年永乐大帝横扫天下、威加海内的时候，是何等雄壮、何等霸气？

有人说因为吏治腐败，有人说因为将帅不力，还有人说因为承平日久，陷入了各代王朝都会爆发的“历史周期率“当中。可老天不会给明朝太多的时间思考，也许还没等他们完全想清楚，统治危机就开始不断爆发。

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已成星火燎原之势；更要命的，后金在东北地区强势崛起，与蒙古连为一体。短短几十年时间，大明王朝就在内忧外患之下，万劫不复了。

▲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1328年—1398年6月24日），明朝开国皇帝，重视农业生产与文化教育，开创洪武之治，加强中央集权，确立一世一元制

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历来也有很多种说法，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违背了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

从它一开始建立之后所采取的国策，就能看出它一定会败得异常惨烈。

与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同，明朝所处的时间段是在全球地理大发现时期，也是中国迈向近代化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当时欧洲的探险家们没有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强大的船队，却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新航路的开辟，不断发展着海上贸易，不断进行着海外扩张，不断强化着海权思维。

主动也好，被迫也罢，世界开始由海洋连接在一起，并逐步形成一个整体。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我们知道，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一个朝代，版图几乎横跨了整个欧亚大陆。你愿意接受也好，不愿意接受也罢，世界就是在这样的征服与被征服、侵略与被侵略当中联系在了一起。

继元朝灭亡之后，公元1368年，朱元璋接过了华夏正统的位置，在南京登基称帝，翻开了大明王朝的历史篇章。

然而就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便发布了“海禁令“。理由也很充分，为了抗击倭寇，为了矫正民风，为了稳定江山，我不得已而为之。

▲明朝疆域版图

恕我直言，这位乞丐出身的皇帝在成为皇帝之后，心胸和眼界已经变得越来越狭小。他以为只要发展农业，大家都吃饱饭就足够了吗？

结果不但使大明王朝对外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也使得中国经济一直在农业上打转转，商业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迟迟没有起色，资本主义一直处于萌芽状态，并最终胎死腹中。

更可惜的是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千多年封建主义的成果，拥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却失去了向近代化发展的重要先机。

之后的郑和下西洋，根本不是海外贸易和海外扩张的行为，只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天朝的富庶与强大，构建一种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

这样一来反而加重了内地人民的经济负担，刺激了外邦人的贪欲。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怎么看怎么像是嫁接在封建主义社会上的一朵奇葩。

孟子早就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王朝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拥有多少辽阔的疆域，多少广大的群众，多少繁荣的经济，多少强大的军力，而是看他是否有自由宽容的思想，是否顺应时代的潮流。

我刚已经说过，明朝所处的时期是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大国崛起已经有了全球的坐标。在这个坐标内，注定了明朝所面临的外部交流和外部侵略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

▲证明郑和舰队环游世界的《天下全舆总图》，反映了天下诸番向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进贡的场景。

文章开头提到的万历援朝战争，以及之后的葡萄牙人侵占澳门，荷兰人侵占台湾等等都是明证。在这个坐标内同样也注定了，如果明朝还是按照之前朝代的做法生存发展下去，那么整个民族必然要挨打。先是被清朝满洲奴役百年，然后是被西方列强奴役百年，直到公元1949年才算真正重新站起来。

的确，对于朱元璋自己来讲，从一个乞丐做到了一个皇帝，确实了不起，可以说十分地了不起，这是他个人的成功，但他实行的“海禁政策“却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皇帝明令要实施海禁，他是顶风作案的第一个。他的后人和后来的清朝也都在尊行着他的旨意，结果使得中国越来越封闭、麻木和愚昧。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否源于他的出身，源于他的眼界，源于他的心胸。如果没有他，是否还会有别的皇帝实行海禁，实行闭关锁国。但是毫无疑问，他开启了一个王朝，却毁掉了万代江山。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历史大学堂特邀作者作品文：江东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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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如果把崇祯换成朱元璋的话，明朝还有没有翻盘的机会呢

先假设这样一个场景：

当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后，他的灵魂来到了太祖朱元璋面前……“

家业败光了？”朱元璋痛心不已地问道。

“都是亡国之臣啊，祖宗！”朱由检悲痛的喊到，“大明江山尽毁于他们之手。”

“真是到死也不悔改！你若稍许精通帝王之术，驭才之能，大有补救之机呀！”太祖愤慨道。

崇祯闻后立即止住泪水，急切的说“请祖宗明示！”

朱由校的摊子烂吗？

当崇祯皇帝朱由检从天启皇帝朱由校手中接过这份家业时，大明江山已是千疮百孔，残破不堪。外有后金崛起侵略辽东，内有朝廷党争内耗严重，朝廷上下，高堂内外已是岌岌可危。但这样的摊子还不至于“无力回天”，毕竟，天启皇帝这样的“木匠大师”太擅长平衡术了，留给崇祯的家业还算稳当，是“三脚架”支撑的。

“第一个脚”——魏忠贤。

对内启用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集团同当时的文官东林党相抗衡，以稳住内部保证皇权不被架空。既要利用文官运作国家机器，还要用阉党制衡其不敢放肆。阉党实质上是皇帝的走狗，他们手中的权利实际上是皇帝默许的，皇帝需要这样的“阴暗团队”来去制衡威胁皇权的文官集团。

“第二个脚”——抗金防线。

崇祯在位期间，在辽东地区修建了诸如宁锦防线这类的抗金主力防区。重用一干人等如孙承宗，袁崇焕，毛文龙，卢象升这样的善战名将，甚至在位期间打出了宁远大捷这样的胜战，努尔哈赤更是在此战中阵亡。崇祯在位期间，辽东局势是向着好转的局面在发展。

“第三个脚”——税收政策

这是关系到大明朝廷能否正常运作起来的重中之重。虽然天启年间的大明，土地兼并，官商一体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一遇灾年，各地就会爆发民变，然而都能勉强平息。但天启皇帝绝对明白国家缺钱还是得从士绅财阀的手中要，海税和工商税勉强支撑住了朝廷的运作，保证了辽东地区的军马粮饷，国库尚有存余，大明还有抗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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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由盛转衰的标志，为什么是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作为明朝中衰的标志，此战导致京营主力和功勋、武将集团几乎全军覆没，就连明英宗自己也沦为了瓦剌俘虏，更严重的是，此战直接影响了明朝的未来发展走向，为明朝中期开始的一系列变局埋下了隐患。

皇帝亲征惨遭战败，“土木堡之变”简述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兵分四路南下犯边，由于明朝边军久疏战阵，战局对明朝极为不利，尤其是大同方向，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塞外城堡，所至陷没”。边关战报传入京城后，明英宗也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不顾大臣劝阻率兵亲征瓦剌。

七月十六，明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抽调包括京营在内的50万大军（实际20万左右）从北京向边关出发，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八月一日抵达大同。也先见明军势大，连忙收拢军队后撤，意图将明军诱入草原，以便于充分利用骑兵优势。

王振见也先后撤，认为对方这是畏惧朝廷大军，于是不顾镇守太监郭敬等人的劝说，坚持命令军队北进，结果以步兵为主的先头部队被也先精锐骑兵击败。王振听说前线战败，在兵力足有也先数倍的情况下，又以三万骑兵殿后，慌忙指挥军队后撤。

也先见明军后撤，便远远的缀在明军之后，鉴于明军数量太多倒也不敢贸然进攻。王振见也先并未追击，于是便又产生了轻敌的思想，突发奇想请求英宗在退兵之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也来个“衣锦还乡”。于是朝廷大军没有按照原路返回，继续过宣府从居庸关入关，而是选择向南过蔚州从紫荆关入关。

然而，向南走了一段之后，王振又怕大军路过损坏他家的田园庄稼，于是又率领军队北返按照原路返回，结果就因这段绕行，导致士兵疲惫不堪。到达宣府之后，也先趁明军疲惫之机发动进攻，3万殿后的明军被“杀掠殆尽”，再次遭遇大败的明军开始狼狈的向居庸关撤退。

八月十三，明军逃至土木堡，王振见也先并未追击，便命令大军在土木堡原地修整。尽管兵部尚书邝埜表示瓦剌骑兵行军速度极快，土木堡虽然地势较高，但无泉缺水，不利于大军驻扎，建议大军退回居庸关再行修整，但却被王振拒绝。

也先见明军停步不前，于是派军队占据了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的河流，断绝了明军用水，饥渴难耐的明军挖井两丈仍无用水，派兵前去取水却被瓦剌军所阻，大军只好忍饥挨饿稍作休整。次日，也先遣使诈和，之后率军主动撤退，结果王振不等瓦剌军队远离，便命令大军移营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顿时扑向河边，大军瞬间乱作一团。

见明军自乱阵脚，也先立即率军发动进攻，仓促之下明军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抵抗，顿时陷入溃败之中。此一战役，明军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明英宗被俘，王振被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用铁锤砸死，文武官员亦死伤数十人，损失马匹二十万头，衣甲器械辎重损失无数。

“土木堡之变”作为明朝中衰的标志，对明朝未来走向产生极大影响

“土木堡之”乃是明朝立国以来的一个重要拐点，明王朝自此开始走向下坡路。那么，“土木堡之变”到底对明朝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1、朝野力量洗牌，文官强势崛起。随着王朝的建立、战事的减少，历朝历代均会在立国后不久由武功转入文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官崛起进而压制武将集团乃是不可逆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往往是循序渐进的，但明朝却成为了一个例外。明初的武将、功勋集团先是经历了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人的两次洗牌，本就损失比较惨重，而“土木堡之变”更是导致武将、功勋集团几乎损失殆尽，再加上于谦等大臣在之后北京保卫战中的优秀表现，明朝的文官集团自此开始迅速崛起，而武将、功勋集团则就此失去了对朝政的影响力。朝堂上一家独大的文官集团，在明中期以后对皇权形成了极大压制，进而导致了皇帝只能通过宦官来对外廷进行限制，进而促使了宦官集团的崛起。

2、主力损失殆尽，战略重心北移。明初的京营乃是最为精锐的部队，卫所兵平日里驻守各地，轻易并不离开驻地，而历次出征主要以京营军队为主，朱棣五征漠北的主要军队便是京营，而“土木堡之变”时距离最后一次北伐不过刚刚过去25年，此时京营的战斗力还是极有保障的，结果一战损失殆尽。主力损失惨重，皇帝被俘，大明王朝立即便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虽然最后总在于谦的指挥下大明打赢了北京保卫战，但明朝战略重心的北移也就此成为定局，此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再也没有遇到外来威胁，但南方内地和沿海卫所的崩坏却不可避免的加速了，进而导致了明朝中期以来南方倭患的产生。

夺门之变

3、朝廷急剧动荡，朝政日渐荒废。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之后，也先想要利用他皇帝的身份南下，明廷方面郕王朱祁钰则在于谦等人的支持下，经过孙太后点头被扶上皇位，是为明代宗。之后明英宗虽然返回京城，但却被囚禁南宫长达七年，而明代宗在皇位稳固之后，则又改立太子，甚至为此不惜屈尊收买官员。景泰八年（1457年），明代宗病重之时，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又发动“夺门之变”，重新扶立朱祁镇复位，而重登大宝之位的朱祁镇则杀了立下大功的于谦。之后，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人大权在握，曹吉祥、石亨专横跋扈、培植党羽，弄得朝政一片乌烟瘴气，之后又发生了“曹石之变”。一连串的变故，导致朝政被荒废十余年，而民间的土地兼并等也开始泛滥，直接加剧了明中期的朝廷动荡。

明朝战略收缩对辽东的影响

4、全面战略收缩，军事转入防御。虽然因永乐年间的连续对外出兵，明朝自“仁宣年间”就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但明朝当时的军力仍然有对外打击能力，然而自“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的军事思想变得更为保守了，再加上战马等军备的大量损失，明朝开始从战略防御全面转入被动防御，九边重镇开始成为明朝北部的主要防线。与此同时，东北部明朝的收缩，导致朵颜三卫最终占据了大宁地区，并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而朵颜三卫的时叛时附，则又影响了明朝对辽东的经略。明朝的全面战略收缩，最为严重的影响就是导致明朝对辽东统治的全面弱化，并最终导致了明朝经略辽东的全面失败，这为明朝末期后金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5、皇帝再难出宫，不解民间疾苦。皇帝被俘在历史上乃是极为罕见的事件，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此后明朝皇帝再也难出皇宫一步，而此举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断绝了皇帝直接感知民间疾苦的可能，而只能通过外臣或厂卫来间接获知，而皇帝与外廷关系本就紧张，而厂卫则忙于和外廷对抗，因而皇帝与民间的联系几乎等于完全断绝。对于帝国的最高决策者来说，不解民间疾苦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怨四起，而这应该也是明朝中后期农民起义极为频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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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助明朝崛起的明末顶级军工基地最后怎么样了

明朝末年爆发了一场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这场起义战争中，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攻占了北京，使得崇祯皇帝自杀殉国，建立了大顺政权；而另一位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则称帝建国于四川，国号大西。

在这段风起云涌的时期，农民军势力虽强势崛起，但令人非常诧异的是，在与明朝官军作战中势如破竹，军力达百万以上，使进军路上沿边府州望风瓦解的农民军，却在与入关清军的战争中屡屡失利，使得刚刚建立起的大顺、大西等新生政权又快速消亡。

上图_1644年，明末形势图，清、大顺、大西、明

那么，为什么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农民起义军能够推翻明朝，却最终在面对清军时迅速失败呢？

有些人一看到这个问题，可能会认为答案很简单，无非就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战斗力强于明军，清军战斗力又强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吗，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明军面对清军战斗力不一定弱，农民军战败也不是说在面对清军时没有打过胜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农民起义军能够推翻明朝的原因；

二是败于清军的原因。

上图_明末农民起义

就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能够推翻明朝而言，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 第一，政治腐败、天灾人祸下，全国存在大量穷苦农民。

明朝晚期国内局势大厦难支，天灾人祸不断，官府横征暴敛，土地兼并严重，部分地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而李自成、张献忠的老家陕西的农民受到的压迫最为严重。从明神宗万历晚期开始，部分地区便有了农民军流动作战的记载。

而就全国范围内来看也是如此。如万历年间，便有安徽刘汝国号济贫王反抗明官府，又有赵古元在徐州利用白莲教组织起义，截断了漕运。此种农民叛乱并不是个例，而是遍及全国，接二连三的不断发生。这就意味着李自成等人的农民起义有着很广泛的基础，这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在与明军作战中屡屡获胜的根本原因。

上图_李自成起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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