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相信很多人对如何看待韩愈和柳宗元以文入诗的思想和以文为诗是谁提出的都不是特别了解，因此今天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如何看待韩愈和柳宗元以文入诗的思想和以文为诗是谁提出的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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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韩愈和柳宗元以文入诗的思想
韩愈的“以文为诗“开拓了诗歌的新领域，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
以文入诗就是以先秦两汉古文的笔法和形式进行诗歌创作，也就是以古文入诗，概括起来主要指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在创作中将散文的章法、句法、字法引入诗歌。韩愈试图改变在唐代已变得规范整齐、追求节奏和谐、句式工整的诗歌外在形式，摒除骈句，使诗歌松动变形，达到跌宕跳跃、变化多端的艺术效果，进而使诗句可长可短，力求造成错落之美。像《忽忽》诗采用十一、六、十一、七、三、七、七的句式，开头就是一句“忽忽乎余未知生之为乐也，愿脱去而无因“，完全是散文句法，却又给人以一种诗的意味。
第二，将散文的谋篇、布局、结构，加之起承转合的气脉，贯彻到诗歌创作中,把散文描绘事件、刻画人物、摹写物状的笔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如著名的《山石》诗，即采用一般山水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从行至山寺、周围所见、夜看壁画、铺床吃饭、夜卧所闻、夜卧所见、清晨离寺一直写到下山观感，娓娓道来，让人有如历其境的感觉。在这一夜到晨的所见所闻中，又选用了色彩浓淡明暗变化的若干图景，错落交叠，如“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写出暮色苍茫中的“暗“;下两句写芭蕉与栀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写以火把观壁画，是明中有暗;而夜卧无声时“清月出岭光入扉“，又是暗中有明;“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则是天色蒙蒙亮时的山岚弥漫;而下接“山红涧碧纷烂漫“，则又豁然一明。
第三，忽视平仄、音韵等声律，因为五言诗的音节一般是上二下三，七言诗的音节一般是上四下三，韩愈却有意打破这种常规，努力营造一种别出心裁的反均衡、反圆润的美,打乱原有的节奏感，使诗歌具有先秦散文的风格。
第四，以议论直言个人的感受和情绪，将明白如话的议论糅入诗歌。
以文为诗是谁提出的
“以文为诗”，作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始于中唐时期的大古文家韩愈。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他的影响下，唐朝古文运动蔚为时尚，并一直对后世的散文创作发生巨大影响。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形成他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曾对宋诗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文为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理论的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前人，主要是宋人，对韩愈以文为诗，颇多贬损之词。
主要成就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
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
韩愈的文学思想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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