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很多人可能对明朝开国功臣胡惟庸生平简介和明初四案是明朝大案其中的胡惟庸案真相是怎不是很了解，所以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明朝开国功臣胡惟庸生平简介和明初四案是明朝大案其中的胡惟庸案真相是怎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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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功臣胡惟庸生平简介

胡惟庸，汉族，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与李善长同乡。明朝开国功臣，最后一任中书省丞相。因被疑叛乱，爆发了胡惟庸案，后遭朱元璋处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明朝开国功臣胡惟庸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
胡惟庸生平简介
胡惟庸对于明朝来说是一位开国功臣，也是最后一任的中书省丞相。曾经一度权倾朝野，不过最后因为被怀疑发动叛乱，爆发出了胡惟庸案，最后被朱元璋处死。
胡惟庸他在明朝的时候，是一个权倾朝野的人，当时的那些文武百官全都是敢怒不敢言，还有许多人是要看他的脸色行事，就算是对胡惟庸不满也不敢说什么，反而是要去巴结胡惟庸，以便让自己的官途更加的顺利。
不过在胡惟庸坐到左丞相这个位置上之前，他也是需要去巴结其他人的。为了和那时的太师李善长搞好关系，他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这就是有点联姻的意思在。能靠这样得到李善长的推荐也就是一件不亏的买卖。
因为胡惟庸的性格是有事就想要掌握在手中的那样，还容易猜忌其他人、做事也是急躁的。在和明太祖朱元璋有一些政见上还有选取贤能上的不同意见的时候就会不是以很适合的方式处理，因为这样胡惟庸是不被刘基这些人看好的。不过太祖是不介意。还是把胡惟庸升为左丞相。
朱元璋在元朝灭亡的教训里面看到了一些不利于他长久统治的东西，那就是臣子的权力太大的话就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力的集中，他怕“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这件事会发生到自己的身上。就换了一个又一个的丞相，但还是不放心，就在最后拿了胡惟庸当靶子，处死了他，结束了丞相制度。
明朝胡惟庸案
明朝胡惟庸案可以说是明朝一大奇冤案件，对于胡惟庸案的说法历来也都是莫衷一是的，有很多史学家都对于胡惟庸案中胡惟庸谋反提出了相关的质疑，但是朱元璋依旧是推动了胡惟庸案的发生。明朝胡惟庸案并不是单纯地一场君臣以下犯上的案件，更是一场君臣关乎权利的案件。
明太祖朱元璋成为皇帝，可以说是十分不容易的，在成为皇帝之后，他的猜忌心理便有了十分鲜明的体现，对于国中的权利也一直都事不安心的，尤其是对于宰相的权利过大，朱元璋也有过很多次的削减，但是宰相依旧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可以说宰相的存在对于朱元璋本人而言一直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与此同时，朱元璋一生中的宰相大多都是贤能宰相，可以说基本上都找不到作奸犯科的罪行，因而捕风追影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削减权利的手段了。朱元璋即位十三年的死后，胡惟庸的家中发现了一口泉，由于受到了当时的封建思想的影响，胡惟庸认为这是一个吉兆，想要让朱元璋前往家中进行查看，但是胡惟庸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举动却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朱元璋前往胡惟庸家中的时候，身边的太监觉得情势不对劲，朱元璋便登上城门观看胡惟庸家中，发现了大量的藏兵，朱元璋大怒，在那一天将胡惟庸就地正法。
关于明朝胡惟庸案的真相一直都是不明确的，或许真是胡惟庸一心谋反的阴谋，或许是朱元璋处心积虑削减宰相权利的手段。
胡惟庸案与蓝玉案
胡惟庸案与蓝玉案都是我国明朝中国的奇冤案件，在明朝朝廷中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意义，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都是朱元璋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统治，同时也是强化皇权至上的政治手段。胡惟庸案发生于朱元璋成为皇帝的第十一年，而蓝玉案则发生于洪武二十六年，可以说这两起案件都是发生于朱元璋的统治时期，并且都是由朱元璋发动的，对于明朝的江山有着极大的巩固统治的作用。
胡惟庸案与蓝玉案有着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些许的不同。胡惟庸案发生于朱元璋与宰相权利之间的矛盾中，可以说胡惟庸案中的胡惟庸是因为自己的宰相权利的过高而触怒了朱元璋，因此得到了谋图不轨的株连九族的惩罚。
而蓝玉案则是因为大将军蓝玉作为明朝的开国元勋的地位威胁了朱元璋的统治地位，因此而遭到了朱元璋的迫害。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中的主要的相同点在于历时时间短，但是具有毁灭性的的破坏能力。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有着相近之处，都是在得知罪行之后立即进行了杀害，没有留给胡惟庸或是蓝玉为自己辨白的机会。并且都有相继的余波影响，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都牵扯了大量的朝中大臣。但是蓝玉案中伤亡人数不及胡惟庸案。
胡惟庸案与蓝玉案都是明朝初年的奇冤案件，过程基本上是相似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的发生基本上铲除了明朝的开国元勋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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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四案是明朝大案，其中的胡惟庸案真相是怎么样的

胡惟庸案件是朱元璋想要铲除胡惟庸的一起冤案。他定罪的理由是胡惟庸意图叛逆谋反，然而在史实上并没有对其细节做多少记载，仅仅是简简单单的意图谋反一次。而且，胡惟庸案件的审判时间特别短，根本没时间为自己申冤，找证据。可见，朱元璋就是故意想将胡惟庸处死，而不是真的犯有谋反之罪。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的铲除胡惟庸呢？

这就和胡惟庸的政治作风有关了。胡惟庸身居宰相一职，权利横扫朝野。除了皇上，任谁都得敬他三分。依仗权势的胡惟庸并不会谦虚，而是骄横的在朝廷大臣间办理朝廷政务。这让朱元璋很是不满。这么骄横的宰相，还能留下来吗？哪一天要谋反岂不是很危险。朱元璋是个很有危机感的人，他的四任宰相无一例外都以死亡告终。胡惟庸这么作作，自然命不久矣。

朱元璋会以各种理由铲除要铲除的人，可见，朱元璋的阴险。在历史记载中，被朱元璋冤枉杀死的人有很多。不仅仅是位高权重的高官，就算是富有的平民他也不会放过。最典型的就是沈万三了。沈万三在当时就是首富。家里十分有钱。朱元璋打仗归来路过他家时，沈万三就送了

他前两白银，外加好多东西。就这一次，就让朱元璋盯上了。他处心积虑地想把沈万三的钱财纳为己有，最终沈万三落得全家被炒的悲惨结局。

胡惟庸和朱元璋有个共性，处理事情都很专横。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在皇上面前就得矜持点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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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真的打算谋反吗“胡惟庸案”背后的真相是怎样的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宰相胡惟庸图谋造反的罪名下令将其处死并株连九族，这便是明朝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胡惟庸案”。“胡惟庸案”前后历时12年，受此案波及被诛杀者多达三万余人，其中就有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至于受牵连而身陷囹圄或者发配充军者更是数不胜数。

“胡惟庸案”最终通过一场场近乎疯狂的“大清洗”告终，然而关于胡惟庸到底有没有打算谋反的讨论却成为后世讨论的一个焦点。那么“胡惟庸案”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胡惟庸案”的起因是从一件很小的事件引发的，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今越南南部）使者来南京朝贡，接受贡使觐见原本属于皇权而非相权的范围。可当时身为左丞相的胡惟庸却越俎代庖替皇帝完成了这次朝贡礼仪。我们不清楚胡惟庸当时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有可能是为进一步扩大相权投石问路，也有可能仅仅出于工作疏忽。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虽然胡惟庸此举确实属于僭越，但用这点来说胡惟庸意图谋反就太过牵强了。

如果胡惟庸干的这件事发生在明朝后来的皇帝身上，可能根本没人去理会。但这事发生在明朝权力欲最强烈的太祖皇帝朱元璋身上，性质就大不一样了。朱元璋在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怒，他当即把左丞相胡惟庸、右丞相汪广洋等人骂个狗血淋头，吓得众臣顿首谢罪。由于这次僭越事件的性质实在太轻，所以即便朱元璋想揪住不放也没更好的理由，因此在经过一番批评教育后，此事就不了了之了，不过朱元璋心中却仍难以释怀。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胡惟庸称自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于是邀朱元璋到他家中参观。可是当朱元璋一行人走到西华门时，一位叫云奇的太监却拉住了皇帝御马的缰绳，他当时急得说不出话，只好拼命指向胡府。被挡驾的朱元璋非常生气，旁边侍卫立即上前将云奇锤毙。事后朱元璋感到有点蹊跷，于是登高眺望，他发现云奇所指的胡惟庸府中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这就坐实了胡惟庸图谋不轨的罪证。于是朱元璋立即下令处死胡惟庸及其党羽，“胡惟庸案”就此拉开序幕。

上述事件记载于明朝史料中，可以说是明朝官方对“胡惟庸案”的定性。然而仔细推敲此事却能发现不少疑点。首先是“云奇”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此前未有记载，在报告了这一重大消息后又被当场锤毙，来去都莫名其妙，更像是因故事情节需要被强行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

其次，胡惟庸想通过刺杀朱元璋来夺取政权也明显说不过去。朱元璋是从马背上打下江山的皇帝，他在明朝臣民心中的形象近乎于神，而且国家大权始终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胡惟庸虽身居百官之首，可他在军队系统中没什么根基，想要通过兵变夺权，这得多没脑子的人才会干出这样的事呢？就算以卵击石也没有这个击法吧！

此外，朱元璋登高眺望发现胡惟庸家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这段情节也很离谱。古代皇宫都建于城市的高处，是整个京师的制高点。从皇城上向外眺望，很容易就能发现京师的一些异常情况。胡惟庸真想兵变的话，会考虑不到被发现的风险？会在大白天带着全副武装的人马进入府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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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案是什么呢

明朝胡惟庸案可以说是明朝一大奇冤案件，对于胡惟庸案的说法历来也都是莫衷一是的，有很多史学家都对于胡惟庸案中胡惟庸谋反提出了相关的质疑，但是朱元璋依旧是推动了胡惟庸案的发生。明朝胡惟庸案并不是单纯地一场君臣以下犯上的案件，更是一场君臣关乎权利的案件。

明朝胡惟庸案大捕杀

明太祖朱元璋成为皇帝，可以说是十分不容易的，在成为皇帝之后，他的猜忌心理便有了十分鲜明的体现，对于国中的权利也一直都事不安心的，尤其是对于宰相的权利过大，朱元璋也有过很多次的削减，但是宰相依旧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可以说宰相的存在对于朱元璋本人而言一直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与此同时，朱元璋一生中的宰相大多都是贤能宰相，可以说基本上都找不到作奸犯科的罪行，因而捕风追影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削减权利的手段了。朱元璋即位十三年的时候，胡惟庸的家中发现了一口泉，由于受到了当时的封建思想的影响，胡惟庸认为这是一个吉兆，想要让朱元璋前往家中进行查看，但是胡惟庸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举动却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朱元璋前往胡惟庸家中的时候，身边的太监觉得情势不对劲，朱元璋便登上城门观看胡惟庸家中，发现了大量的藏兵，朱元璋大怒，在那一天将胡惟庸就地正法。

关于明朝胡惟庸案的真相一直都是不明确的，或许真是胡惟庸一心谋反的阴谋，或许是朱元璋处心积虑削减宰相权利的手段。

胡惟庸案真相

明朝初年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胡惟庸案，可以说对于胡惟庸案中的诸多细节之处都是有待商榷的，根据朱元璋处死胡惟庸的根由是谋图不轨，但是实际上对于胡惟庸的谋反叛逆的行为的描写却是鲜少的，基本上都是找不到丝毫根由的，甚至在清朝编纂的《明史》之中，提及胡惟庸案也都是含糊其辞的，只是写道胡惟庸在自己被诛杀的时候，脸上都没有丝毫的谋反叛逆的面容，足以看出胡惟庸案实际上是一出冤案，那么胡惟庸案真相是什么呢?

胡惟庸画像

说起胡惟庸案真相，就不得不说一说朱元璋和宰相之间的过节了，朱元璋的一生之中共有四位宰相，而这四位宰相的下场无一不是以被杀而告终的，这也就是表明了朱元璋对于宰相这一职位是心怀忌惮的。朱元璋身为皇帝，可以说是寝食难安的，因为明朝初年国中有很多的建国元勋，如果稍有不慎，自己的江山可能就会不稳固，因此朱元璋必须要铲除建国元勋，以此来捍卫自己的皇权至上。朱元璋先后都有十分鲜明的动作，并且在胡惟庸案中，定罪行刑的时间都是极短的，丝毫不给胡惟庸为自己辨白的机会，因此胡惟庸案可以说是朱元璋的欲加之罪。

胡惟庸案真相是一出冤案，胡惟庸在明朝历史上并没有谋反叛逆，但是其专横的政治行为却威胁了朱元璋的统治，因此朱元璋一定会处心积虑除掉胡惟庸。

胡惟庸案死了多少人

胡惟庸案可以说是震惊中国历史的一场血腥的政治行动，在胡惟庸案中死了多少人的话题也屡屡被人们所提及，胡惟庸是遭到了株连九族的惩罚，并且与胡惟庸交好的官员一并都受到了十分惨重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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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一笔带过的刘伯温之死，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刘伯温的死是心胸狭窄的朱元璋害死的，朱元璋毕竟是一国之君，所以不能被史书记载，这样刘伯温的死就只能一笔带过了。朱元璋上位之后，因为害怕开国功臣位高权重，觊觎自己的皇位，所以上位不久就开始大开杀戒，导致很大一批功臣被杀，刘伯温聪明过人，所以也不例外。其实刘伯温就是被朱元璋杀害的，但是朱元璋却说是胡惟庸案牵连到了，这点只能由历史去评判了。

朱元璋是一个草根皇帝，他的上位是来之不易的，所以朱元璋对自己的皇位自然是分外珍惜。而朱元璋这个人呢，疑心比较重，刚稳定了政权就开始诛杀功臣，这点让很多人不理解。其实朱元璋的本意并非如此，对他没有威胁的人，是可以逃过一劫，避免被诛杀的命运的，可是刘伯温这个人因为过于聪明，才会特别引起朱元璋的注意。

其实聪明的刘伯温已经感觉到了朱元璋的变化。于是便向朱元璋提出了辞呈，早早的便高老还乡了。这样的刘伯温对朱元璋自然是毫无威胁的，但是就在刘伯温高老还乡的不久之后，胡惟庸案发生了，胡惟庸谋反，这可是株连九族的死罪。朱元璋在审理这件案子的时候，牵涉到了刘伯温。刘伯温没有想到，自己早早高老还乡，却还是被官场祸端惹上了身，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年迈的刘伯温踏上了返京的路程。

刘伯温只是一心想着去找朱元璋证明清白，毕竟是跟着朱元璋出生入死过，朱元璋可能是会信任自己的。刘伯温到了京城，跟朱元璋说明了来意，朱元璋果然没有再追究。但是在刘伯温返回家乡的图中，却遭遇了劫匪，不幸去世。对外则宣称是年事已高，久病去世。但是刘伯温毕竟曾经是功臣，怎么可能会被几个劫匪刺杀呢，这件事，恐怕只有朱元璋自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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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案历时十年才结案，其中带来的影响有多深

历史上胡惟庸被朱元璋以谋反的名义处死，并由此延伸了明初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一大批淮西功臣都卷入此案件。当时胡惟庸担任中书省丞相之职时，明太祖朱元璋就顺理成章成为皇帝，可以这样说是十分不容易的，不过在成为皇帝之后，他的猜忌心理就渐渐的表现于脸面。

对于国中的权利也一直都事不安心的，尤其是对于宰相的权利过大，朱元璋也有过很多次的削减，但是宰相依旧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杀。可以说宰相的存在对于朱元璋本人而言一直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中书省的大权开始由他一人掌握。朱元璋的一生之中共有四位宰相，而这四位宰相的下场无一不是以被杀而告终的。

这也就是表明了朱元璋对于宰相这一职位是心怀忌惮的。朱元璋身为皇帝，可以说是寝食难安的，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因为明朝初年国中有很多的建国元勋，如果稍有不慎，自己的江山可能就会不稳固。

按规定内外诸司大臣给皇帝的奏折都要经过中书省，但是胡惟庸仗着朱元璋对他的宠幸，独擅专权。凡是对他的不利的奏章都按下不发，甚至罢黜官员也不经过朱元璋同意。关于明朝胡惟庸案的真相一直都是不明确的，或许真是胡惟庸一心谋反的阴谋，或许是朱元璋处心积虑削减宰相权利的手段。随后朱元璋以此为借口把朝堂大肆清洗了一遍，并且废除了宰相制。

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分管掌管地方民政、司法、军事。废相后，所有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可以说对于胡惟庸案中的诸多细节之处都是有待商榷的，根据朱元璋处死胡惟庸的根由是谋图不轨，但是实际上对于胡惟庸的谋反叛逆的行为的描写却是鲜少的，基本上都是找不到丝毫根由。

大将军徐达在对胡惟庸的擅权乱政，有着很深的延误，就把他的坏事上告朱元璋。但谁知竟被胡惟庸听见了，一直怀恨在心，想要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不过因福寿揭发，没有能得逞。但是能看见胡惟庸气量小、心计毒辣。不过胡惟庸独断专行确有此事，不过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其实只不过是朱元璋废丞相的一个借口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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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四大案分别都是什么，真相到底如何

很多人都听说过宋朝不杀士大夫，其实是源于宋太祖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立下的一个“誓约”：

“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避暑漫抄》陆游）

宋朝的皇帝对这一“祖宗成法”大体上遵照不渝，算得上例外的除了钦宗时期诛杀“六贼”（六贼只有王黼、梁师成、朱勔能算是例外，李彦、童贯是宦官，而蔡京为病逝）和高宗时期诛杀张邦昌以及陈东、欧阳澈两个书生。至于众所周知的风波亭“莫须有”冤杀忠良一案，其实也算不上违背祖训，毕竟岳飞等人是武将，而非士大夫。

要不是倒霉的赶上“靖康之耻”，“六贼”在宋朝奸臣中还真排不上号。宋朝算得上是最为善待士大夫的朝代，如果要找个反例，那就非明初洪武年间可比了。不幸投胎在这个倒霉时代的士大夫们，摊上倔老头朱重八这么个主儿，只能怨自己前世不修，生在洪武了。

老朱杀人都杀出花儿来了，比如剥皮楦草。洪武大帝杀起士大夫来，那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的，只跟心情与需要有关，因此相关事件数不胜数。比较大的几起如“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都是“大戮官民，不分臧否。”（《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七》）但是影响最大的还属洪武年间的“四大案”。

先按照时间顺序，简单说下“四大案”。

1、胡惟庸案。

胡惟庸，濠州定远人，于元至正十五年投到朱元璋麾下，吴元年晋为太常卿，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政知事，六年为丞相，十年后与汪广洋为左右相。

洪武十二年，占城使者入贡未奏一事案发，汪广洋被胡惟庸推出来当替罪羊被赐死。次年，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图谋造反，朱元璋将二人一同处死。

老胡挺惨，连幅正经画像都没传下来。之后，胡惟庸谋害刘基、妄传符瑞、勾结边将、外藩欲图谋反等事曝光，于是在洪武二十三年复追胡惟庸之案。陆仲亨、费聚、李善长、林贤、封续等皆被处死，株连受死者3万余人，其中含封侯者20多个，并颁《奸党录》于天下。此为洪武一大案。另插一句，胡惟庸也是中国两千年王朝史中的最后一位丞相。

2、空印案。

明沿元之故事，每年地方长官须遣官吏到京师户部，核对其所缴纳中央的钱粮、军需事宜。为免因为小的疏漏多次往返空耗时日，相关吏员往往持预先写成的空印文书到京办事，在查核无误后再加盖印信，并循为常例。

其实像空印案这种事，真要深究起来一抓一大把。洪武十五年（也有史载称是洪武九年），此事为朱元璋察觉，认为是官吏勾结作弊的欺君大罪，因此处死数百人，佐贰榜责充军者又有数百人。

此为洪武二大案。

3、郭桓案。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怀疑户部侍郎郭桓勾结吏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贪盗官粮，下令“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第九十四》）。

此为洪武三大案。

4、蓝玉案。

蓝玉是胡惟庸的老乡、常遇春妻弟，勇敢善战，屡立战功，其中以捕鱼儿海大破北元而名震天下，官拜大将军、凉国公。

蓝玉最大的功绩就是捕鱼儿海一战，基本摧毁了北元小朝廷

蓝玉手握军权却骄横不法，屡次触怒朱元璋。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于是朱元璋将蓝玉处斩、诛三族，并剥皮实草，传示各地。同时蓝玉的军中僚属因株连被杀者达1.5万人，因此被列入《逆臣录》的包括傅友德、冯胜、王弼等一公、十三侯、二伯。

此为洪武四大案。

再给“四大案”定性：虽然不能说全是冤案，但其实都挺冤的。

“四大案”中，“郭桓案”为经济案件，“空印案”为行政案件，另两起只能定性为屠戮功臣了。

郭桓案——郭桓或许不冤，但冤的是粮商富户。

郭桓案中，郭桓的罪状是利用职权，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和浙西的秋粮，还巧立名目中饱私囊，导致大明朝廷共损失粮食2400万担——这可是个极其可怕又不可思议的数字。毕竟在该案爆发的那一年，明朝全部的粮食产量才约为2089万担（《太祖实录》卷一七六）。虽然有史料记载（没找到出处）洪武二十六年官仓储粮达7180万担，但是一个小小的户部侍郎，就能侵吞掉大明朝将近30%的储粮，也太过夸张了一些。

朱元璋专权而且勤政，据说一天工作18个小时、处理近千份奏章。尤其是粮食作为定国之本，突然间少了一年的产量、近三分之一的储备这种天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发现不了？即便有瞒报、漏报，可别忘了老朱可是特务干预政治的首创者，锦衣卫连大臣被老婆揍了都能查到、市场物价波动也是每日一报，怎么可能对郭桓贪盗如此之巨无动于衷？再说还有御史监察，那可都是些为了求名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主儿，郭桓即便勾结，也不可能堵住所有人的嘴。

锦衣卫没有小说里传的那么神，但是想瞒过其耳目也非易事

所以，郭桓案很可能就是朱元璋的一个钓鱼游戏。

郭桓贪盗应该不假，被株连的高官也许不冤，“赃七百万”看上去也不离谱，但是窃以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那些被逼无奈为郭桓等人补空缺的粮商富户被定罪为了协同者、被杀头抄家才是老朱的目的：能一下子搜刮将近全国一年产量的粮食以补国用，朱元璋是不介意砍下几万颗脑袋的。而且老朱也不用担心因此身负恶名，杀掉该案的主审官吴庸以平民愤就行了，反正对于深谙帝王权术的朱元璋来说，臣子就是替他背锅的，而且还用之不竭，多好！

空印案——可能是朱元璋为了“杀鸡儆猴”下的一手闲棋。

翻资料，发现不少人认为空印案是朱元璋的学识和见识问题——说实话，对此说只能付之一笑，因为这种说法实在是太小看老朱了。

朱元璋出身微末，最开始可能大字都不认识几箩筐。不过老朱极其好学而且肯下苦功，在成事、尤其是称帝之后，他的学识即便说不上出类拔萃，但也非常人可比。在见识上，他虽然有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但是寻常的治政理事根本不在话下，要说朱元璋不知道“元时，官府府于文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中外历史年表》，翦伯赞主编，由三联书店出版）这类故事，可能性基本没有。

能写出《咏菊》的老朱，谁敢说他没文化？

这类旧习虽属于未成文法，但是确实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大有益处，若是相关官员事先呈报奏知，想必朱元璋也不会反对。可问题就出在两点——首先是相关官员没跟老朱提过这个茬儿，其次时间点比较敏感。两年前（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刚刚斩了“不奏辄行”的胡惟庸，又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摆明了是要削臣权、集君权，可是这帮不长眼的官儿们还敢以“旧习”为名自作主张，妄行“空印”之事，在老朱看来就是记吃不记打，属于再明显不过的“欺君”大罪了。

所以杀几百“长吏”、再充军几百人，应该是朱元璋的一招“杀鸡儆猴”——行“空印”事或许无错，但未禀明君上便妄自行事就是大罪。

这也算是老朱提前敲打了一下那些随他打天下、又随他治天下的功臣悍将——勿谓言之不预也，再不老实，下次宰掉的可就不是几个倒霉的“长吏”了。

胡惟庸案——朱元璋扫除集权路上的一块碍脚石。

老朱安在倒霉鬼胡惟庸身上的罪名一大堆，大体可以归纳为专权用事、任人唯亲、不奏辄行、阴杀大臣、妄传符瑞，而最严重的就是勾结边将、欲图谋反了。

还有那个神奇的太监云奇，能“预知胡惟庸逆谋，力阻高皇帝行驾，死瓜槌下”（《见闻杂记》），不惜一死揭穿了老胡的阴谋，也算是在大明王朝层出不穷的坏蛋太监中难得的一个正面典型了。

阉宦之祸是明朝政治特色，不过云奇这个太监似乎是臆造出来的

老胡这个人吧，才华是不用说的，骄横跋扈也可能是有的。不过他也算是朱元璋的老班底，跟在老朱屁股后边20多年，难道会不知道自己这位主公是个什么样的狠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还想造反，难道是嫌自己活得太长？

更何况想必老胡自己也明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

其实胡惟庸案说白了，就是老朱当上皇帝一开始搞的“复汉制、区胡汉”有点过火，他后悔了，所以要收臣权、集君权。

在朱元璋之前，皇帝想要集权在历代王朝中基本就是做梦

自科举制兴起，唐宋两朝的君权受到极大的抑制，“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当时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可是在好猜忌而且权力欲极大的朱元璋眼里，这却成了对于君权的极大侵犯，是对帝国稳定的极大威胁，所以必须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彻底废除以宰相制度为代表的文官体制。

早在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便已下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史·卷二·太祖本纪》），次年杀右丞相汪广洋，再次年杀左丞相胡惟庸、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十年后，再杀李善长、赵庸、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彻底摧毁了能对君权造成威胁的文官系统。洪武二十八年，老朱又对这个历经17年的大案做出总结，其实也道出了自己的初衷：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明会典·卷二·皇明祖训》）

所以什么专权、欺君、勾结、谋反不过是是个借口，以明朝刑讯之酷烈，三木之下，什么口供搞不出来？胡惟庸或许有罪，但最大的罪过，其实就是挡住了老朱集权的路罢了。

蓝玉案——太子朱标的陪葬品。

在没有蓝玉口供的情况下，《明史》和《明实录》将蓝玉谋反的证据归结为：其一为“玉不乐居宋、颖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就是嫌官小了；其二蓝玉认为“上疑我矣”。而《逆臣录》又给蓝玉添了几条罪状：蓝玉掌全国兵权，有造反的实力；太子刚死，太孙尚幼，压不住蓝玉；蓝玉手下很能打，而且听他的话；蓝玉的亲戚靖宁侯叶升被老朱杀了，所以他有造反的理由。

罪名是两条也好、六条也罢，其实大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可以因此将老朱归于“预防犯罪”的优秀典型。不过爱说大实话的老朱终究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一不小心把他掀起蓝玉案的真正原因说了出来，那就是太子刚死，而太孙尚幼。

朱标若不早死，明朝可能是另一个模样，而且应该会好得多

朱元璋自立吴王后就册封朱标为世子，并作为接班人培养了他27年。而蓝玉在洪武中后期受到老朱的重用并得以执掌兵权、屡建奇功，最大的原因就是蓝玉不但与朱标交好，而且对其忠心耿耿——也就是说，蓝玉是朱元璋留下辅佐太子朱标接班的。

如果朱标能够顺利接班，以其宽厚仁慈的性格及跟蓝玉的交情，后者想必应得善终，弄不好还能成为一代名臣良将留名青史。而以朱标的人望和能力，后来朱棣基本无望再搞什么“靖难”，而且就算打起来也未必是以蓝玉为首的一干猛将的对手。

可惜朱标早死，朱元璋立皇孙朱允炆为嗣，而年轻的朱允炆显然没有资格让蓝玉这帮骄兵悍将俯首帖耳。未除后患，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屠戮，对于朱元璋来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所以四大案中，要说冤枉，还属蓝玉最冤。

另插一句，四大案中，除空印案外，其余三案举报人或是主审官，事后都被朱元璋砍了——说起卸磨杀驴，老朱真是一把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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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惨了：株连被杀三万余人，谁制造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当了宰相，执政两年半，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被杀。野史里有一个“云奇告变”的故事。讲述了胡惟庸的死因。然而，这是事实，还是杜撰呢？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不是公元1380年正月，而是公元1380年的夏季。这一天，位居中书左丞相的胡惟庸请朱元璋驾临到他府上观赏“醴泉”。“醴泉”是什么景观呢？就是一口井，据说这井里的泉水像美酒一般香醇清新。真有这样奇特的“醴泉”吗？胡惟庸说有，他告诉朱元璋，这是祥瑞之兆，陛下您来看看。
朱元璋很好奇，决定去看看。这一天是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出宫，往胡惟庸府上去。护卫他的车队走了没多远，有人从道路旁边冲出来拦驾。卫士以为是刺客，冲上去对拦驾的人拳打脚踢。事实上，这人根本不是刺客，他是个宦官，西华门的内史云奇。挨了一通乱打，云奇奄奄一息地手指胡惟庸府的方向，说不出一句话。朱元璋多精明的人，心想这里面有事儿，旋即转身返回西华门登楼远望。这一望可把朱元璋望出了一身冷汗！怎么样呢？他瞅见不远的胡府亭台上站着很多披甲执剑的武士，埋伏在走廊和墙后。
明摆着，这胡惟庸要谋反！要暗杀自己！朱元璋急忙派兵前去围剿，三下五除二，就逮捕了胡惟庸，将其赴市正法。
而那位大忠臣云奇被打后，伤势过重，很快也死了。
事情真的就是如此简单吗？胡惟庸真有谋反之心吗？
朱元璋当皇帝以前，胡惟庸的官职一直不高，最高才做到正三品太常卿。这个官也没什么大权，就是负责祭祀啊、礼仪啊等事情。先前他还担任过县令、通判等职务。
到了明军夺取了大都城，胡惟庸才做了中书省参知政事。大家知道，明朝是延续元朝的旧制，这中书省就是国家的最高部门，下管六部和各地行政机构，参知政事是从二品的官儿。
这时候，大明朝的宰相是跟着朱元璋起家打天下的韩国公李善长。可他年老多病，常常不能料理政务。一切事务实际上都是由右丞相杨宪说了算。在这种情势下，朱元璋打算换个年轻点的代替李善长。他想到了刘伯温。可好说歹说，刘伯温就不答应，一次又一次推辞。朱元璋没办法，就问刘伯温，你看杨宪这个人怎么样？
刘伯温对杨宪的评价褒贬参半，说此人能力是有，可器量狭窄，如果当了宰相，恐怕不能做到公正。
得，就这个评价，把杨宪从候选名单中画去。
接着，朱元璋又说了一个人——中书省左丞相汪广洋。
刘伯温的回答更糟糕，说此人的器量还不如杨宪。
左也否决，右也否决，朱元璋想了又想，想到了胡惟庸。刘伯温说，胡惟庸是一匹劣马，哪能驾车。
这么一来，朱元璋所提的人选一个都不合适。然而，朱元璋只是咨询，并没有听取刘伯温的意见。他坚持己见，发布了两道任命。一道是任命汪广洋为右丞相，另一道是将胡惟庸从参知政事擢升为左丞相。
这刘伯温既是个乌鸦嘴，又是个预言家。他说汪广洋不能担任丞相一职，果然说中了。这汪广洋喜欢喝酒，喝起来没个够，不仅不管事儿，还误事儿。朱元璋一气之下，把他贬为广东行省参政。
右丞相的位置又悬空了。谁来接替呢？这个时候，李善长挂个太师的虚名隐居了，汪广洋也给贬了。就剩下个胡惟庸。这么着，胡惟庸当上宰相，独揽朝政大权。
这胡惟庸和汪广洋不同。汪广洋是个玩家，胡惟庸是个干实事的主，办事能力很强。因此得到朱元璋的宠信。本来就是一步登天，再被圣上一宠信，胡惟庸有点儿忘乎所以，渐渐变得骄横而狂妄。
根据《明史》中的记载，胡惟庸的越轨行为可归结为三方面。
第一，办事不汇报朱元璋，自个儿独断专行。
第二，私拆朝廷各部上奏朱元璋的奏疏，有对自己不利的就私藏。
第三，收受贿赂，要升官的，犯错了想逃避处罚的，都给胡宰相送礼。礼物五花八门，有珠宝有名马有古玩。胡惟庸从来就不拒绝，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那么，权力欲高速膨胀的胡惟庸，这时候还不满足吗？他一定要谋反，除掉朱元璋自己登上帝位吗？
看一看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正月朱元璋给胡惟庸最初定的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擅权植党”。这一罪名要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九月说起，当时占城国来进贡，可是接待人员没上报给朱元璋。这事让一个宦官知道了，就私下通报给朱元璋。朱元璋龙颜大怒，立即责问胡惟庸和汪广洋。这两人磕头请罪，申明说这个事情应当由礼部负责，所以过错在于礼部。
朱元璋质询礼部。礼部又推向中书省，说这事儿应该由中书省负责。
这可把朱元璋给气坏了，你推我，我推你，踢球呢？于是，朱元璋下令，把所有相关人员全部关进牢狱。说来这只不过是一次办事人员的疏忽大意。可朱元璋不这么想，他感觉受了一伙大臣的蒙骗，自个儿被架空了。这朝廷上还有谁可以信任呢？必须查，查清楚。可查来查去，没个结果。没办法，只得找一个替罪羊，谁呢？倒霉蛋汪广洋。朱元璋将他赐死。
这事儿到这里也就算过去了，哪知道节外生枝——这汪广洋有个叫陈氏的侍妾，汪广洋死后，她自杀殉夫。
朱元璋认为这个女人品德很高尚，要给予表彰。可一查这陈氏的出身状况，才知道她是犯官之女，被卖为官奴的。按照规定，官奴只能赐给功臣，不能纳为妻妾。朱元璋再度愤怒，再一次审查相关人员。这次审查六部官员，包括胡惟庸都受到了牵连。这么一搞，朝中人心惶惶，相互弹劾。想的都是把对方整倒，把自己从是非堆里摘出去。
公元1380年正月，大臣们纷纷上疏弹劾胡惟庸。
御史中丞涂节诬告胡惟庸有谋反篡位之心。前御史中丞商嵩也弹劾胡惟庸，说他擅权。朱元璋派人彻查胡惟庸，并未查处谋反迹象，所以，先定了个“擅权植党”的罪名。不久后，又查出胡惟庸的其他罪名——勾结北元、勾结倭寇等。案子审理整整十年，不仅查出胡惟庸的诸多罪恶，而且他的同党也暴露出来，这其中有太师李善长、大将陆仲享、名臣宋濂等。朱元璋是大开杀戒，受到株连而丧命的人多达三万余人。
由此可见，所谓“云奇告变”一事，是野史学家的段子，并非历史真相，这是其一。其二，胡惟庸真的有那么多罪恶吗？
我们知道胡惟庸担任宰相的时间，他从洪武十七年开始当宰相，到洪武十三年正月被处死，算起来总共的执政时间才两年半。如果他要谋反，势必需要一系列的安排和筹划。因为胡惟庸虽然当了宰相，可终究是一个文官，手里也没掌握兵权。如果他要造反，只有拉拢有兵权的人。他拉拢了吗？准确地说，是乘虚而入。
朱元璋手下的武将大多是开国功臣。所以居功自傲，骄纵枉法。遭到朱元璋训斥、贬官后，怀恨在心。这就给胡惟庸提供了一个空间。他将这些人拉拢，作为自己的党羽。
这里头有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吉安侯陆仲享，一个是平凉侯费聚。他们很快和胡惟庸结成死党。胡惟庸利用他们招兵买马。这时候，胡惟庸并不是要造反，而是为应付变局所作的准备。这之后，胡惟庸还把老上司李善长拉下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然后利用李佑去游说李善长。年事已高的李善长已经没办法制约胡惟庸等人，只得说，我年纪老了，你们等我死了再胡作非为吧。
这一切说明胡惟庸具有谋反之心，但没有下定决心谋反。他的谋反之心多半在于自保。因为朱元璋对王朝内部权势显赫的王侯将相越来越猜疑，加上那些开国功臣的骄纵违法，官僚中形成各派集团，有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有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间的矛盾，他们互相倾轧排挤，在朱元璋面前攻击对方。面对这份乱劲儿，朱元璋必须向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和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开刀。而官僚集团之间的相互攻击，恰恰可以为朱元璋所利用，他可以一个个地来收拾他们。
胡惟庸当然撞在刀口上，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他。同时被杀的还有陈宁、涂节等数人。可是，单以这一条罪名，就把宰相给处死了，实在有些说不通，于是，在胡惟庸死后，案子又接着调查，又给胡惟庸加上“通倭”、“通寇”和“谋反”的罪名。并且案子不断牵连扩大。
到了十年后，案子又有了新的突破。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明军与北元军交战。所谓北元，就是元顺帝被赶出大都后，逃回北部草原，史称“北元”。这北元军中有一名将领叫封继，他在明军大将蓝玉北伐时被俘。据他供认，宰相胡惟庸曾经通过他与北元太子爱蝤识理达蜡联络，打算向北元借兵，推翻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朱元璋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封继被押回南京后，居然被李善长给藏匿了起来。
同年五月，封继再度被捕。招出这件事。太师李善长自然就给牵扯进去，与此同时，他的家奴卢仲谦，以及陆仲享的家奴封帖本等人，纷纷向朱元璋告密，说李善长、陆仲享等人曾参与胡惟庸的“谋反”，是“胡党”中人。
于是，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将李善长、陆仲享、毛麒、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李伯升、丁玉等人全部诛杀，受到株连的有三万余人。并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朱元璋念他年纪已老，赐他自缢，而他的家属七十多口全部被诛杀。
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疏朱元璋，为李善长申冤。由此可见，当时人们认为李善长等人是被冤屈的。
从根本上说，胡惟庸案的发生，来自于朱元璋的猜疑和不信任。而朱元璋这种猜忌心理很早就形成了，早在农民战争期间，他就严密防范部下将领，为防止他们叛变，凡是将领出征，就把他们的妻子留在京城做人质。就这样仍不放心，还派心腹去监军。即便如此，也是防不胜防，在严酷的战争中朱元璋也确实没少经历部将谋叛的事件。咱们就说其中的两个事件，第一个——邵荣谋叛事件。
绍荣是与朱元璋一同起事的战友，骁勇善战。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绍荣和徐达一起攻克宜兴，至正十九年败张士诚军于余杭。《明通鉴》记载：“太祖自起兵，所任将帅最著者，徐达、常遇春与荣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因为屡立战功，绍荣被擢升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在常遇春之上。
可是，至正二十二年的时候，绍荣自处州平定苗军叛乱回应天，与参政赵继祖密谋击杀朱元璋，被宋国兴告发。朱元璋立即派兵搜捕了绍、赵二人，用铁链锁着，备下酒食，然后和二人一起喝酒，朱元璋问：“我与尔等同期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
绍荣回答说：“我等连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
赵继祖接着说：“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饮。”
朱元璋听了以后，就把他们二人缢杀了。
再说第二个——谢再兴谋叛事件。
谢再兴也是朱元璋的旧将。而且，他还是朱元璋侄儿朱文正的岳父。朱元璋称他为“亲家。”
至正二十二年，谢再兴守卫诸暨。当时，金华、处州的苗军反叛朱元璋，张士诚乘机派张士信率军进攻诸暨。谢再兴苦战二十多天，打败张士诚军。这次战斗后，谢再兴派自己的心腹左总管、糜万户两人私往张士诚的占领区杭州贩卖物品，结果被朱元璋查获。朱元璋怕泄露军机，就杀了这两个人，并且把两人的头颅悬挂到谢再兴的办事厅里，这对谢再兴来说，是一种侮辱性的警告。
这之后，朱元璋又擅自做主把谢再兴的次女嫁给徐达，又派参军李梦庚去节制诸暨兵马，降谢再兴为副将。这让谢再兴愤怒至极，连续受辱，明摆着拿人不当人，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谢再兴捉了李梦庚，到绍兴去投降了张士诚的部将吕珍。
这两起反叛事件，对朱元璋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他在当皇帝之前，就考虑到如何对待功臣宿将的问题。明王朝建立后，为了使王侯将相忠于他的朱明王朝，为了预防臣僚的反叛，朱元璋采取了种种手段和措施，可是他总是不放心。因此，胡惟庸一案的发生绝不是偶然，此案的发生，既是官僚各派集团的权利斗争所致，更是朱元璋对王侯将相、昔日部将始终不信任所致。
朱元璋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帝王。这样的帝王，最终成为冤案的制造者，即便胡惟庸一案不是冤案，但牵连甚广，使太多无辜者都付冤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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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胡惟庸案结局怎样的

胡惟庸有没有打算谋反，胡惟庸案，背后真相是什么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宰相胡惟庸图谋造反的罪名下令将其处死并株连九族，这便是明朝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胡惟庸案，胡惟庸案，前后历时12年，受此案波及被诛杀者多达三万余人朱元璋凭什么非要处死胡惟庸，八个字道出所有真相历史上朱元璋处死他不是没有理由的，胡惟庸是以谋反罪被杀的，此时此刻，面对一个有二心的臣子，朱元璋忘记了他们过往打江山时候的相互扶持的岁月，取而代之的是被背叛的愤怒，他下令逮捕胡惟庸并且当天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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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明史科普，胡惟庸被诛九族，一个后代也没有活下来的吗

没有。

诛九族来自秦变法后的夷三族法。“九族”指亲属。

“九族”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即玄孙、曾孙、仍孙（古时称从本身下数第八世孙为仍孙）、子、身、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

一说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是指姑之子（姑姑的子女）、姊妹之子（外甥）、女儿之子（外孙）、己之同族（父母、兄弟、姐妹、儿女）；

母族三是指母之父（外祖父）、母之母（外祖母）、从母之子（姨姨的子女）；

妻族二是指岳父、岳母。

“九族”一说的出现，与古代社会的刑法制度有很大关系。

古代社会实行残酷的株连法，一人犯法，尤其是犯大法，往往要被灭“九族”，即“株连九族”。随着时代的变迁，今日“九族”之意有了很大变化，其亲属之意已经淡出，变成了对与之有关的一切人的泛称。

扩展资料：

胡惟庸简介：中国最后一个被诛九族的宰相。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邀请明太祖前来观赏。这是大明的祥瑞呀，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

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即处死。

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墙也不可能看到刀枪林立。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纯属子虚乌有。

胡惟庸案前后株连竟达十馀年之久，诛杀了三万馀人，成为明初一大案。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明代法令严峻，多讳言此事。即使到清朝修《明史》时，也只是说胡惟庸被诛时“反状未尽露”，这不免让人生疑。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诛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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