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很多人可能对咏史诗代表作和班固的《咏史》是东汉前期还是后期不是很了解，所以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咏史诗代表作和班固的《咏史》是东汉前期还是后期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个话题。
本文目录一览
- 1、咏史诗代表作
- 2、班固的《咏史》是东汉前期还是后期
- 3、东汉班固的什么作品开创了咏史的题材
- 4、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谁的作品
- 5、咏史 班固
- 6、汉代诗人 班固之咏史诗
- 7、咏史的作者是
- 8、班固咏史的翻译
咏史诗代表作
咏史诗代表作白居易的《长恨歌》，杜牧的《泊秦淮》。
以“咏史”为诗题，始于东汉的班固。班固的《咏史》诗，直书史实，钟嵘评为“质木无文”。此后文人也都有咏史之作，曹魏时王粲、阮璃有《咏史诗》，曹植有《三良诗》。与左思同时的张协也有《咏史》诗。
但班固以来的咏史诗，大抵是“隐括本传，不加藻饰”，一诗咏一事，在史事的客观复述中略见作者的意旨。而左思的《咏史》诗，既受前人影响，又有一定创新。
具体说来，左思的咏史诗多自抒胸臆，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抒怀的新的创作道路，成为后人效仿的范例，这是左思对中国诗歌史的独特贡献，陈祚明曾评价为“创成一体，垂式千秋”。左思《咏史》诗的内容主要是抒发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如“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又如“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最能表现左思气概。钟嵘《诗品》置左思于上品，评其诗日：“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
他的诗多引史实，故日“典”；借古讽今，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故日“怨”；而借古讽今又能做到深刻恰当，故日“精切”；他的诗能起到讽谕作用，故日“得讽谕之致”。总之，左思咏史诗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被称之为“左思风力”，有再现建安风骨的意思。
从咏史诗的发展先后顺序来看，可以说“隐括本传”者为正体，“自抒胸臆”者为“变体”，然而左思之“变体”，成就则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正体。
班固的《咏史》是东汉前期还是后期
东汉前期。
这首诗歌咏了西汉初期的一位奇女子——淳于缇萦。正是由于她伏阙上书，不仅救了触刑的父亲，还感动文帝下达了废除肉刑的著名诏令。
班固（３２—９２）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活动于东汉明帝、章帝时期。作有五言《咏史》诗。
东汉班固的什么作品开创了咏史的题材
东汉班固的《咏史》是我国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咏史诗是指以历史题材为咏写对象的诗歌创作。以历史为题材的诗歌，有很多种名称，诸如述古、怀古、览古、感古、古兴、读史、咏史等，有的还直接以被歌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标题，这些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以历史作为诗人感情的载体，史情紧密结合的，因此都属于广义咏史诗的范畴。如果给咏史诗下个定义的话，那么凡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叙述、评价、凭吊或借国家兴亡寄托个人怀抱的诗歌，都可以称做咏史诗。早在先秦时期，《诗经》《楚辞》中就有这种针对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有所感慨或有所感悟的作品。诗歌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咏史诗是东汉时班固的《咏史》~
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是谁的作品
直到东汉时期，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才开始出现。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其后文人五言诗如雨后春笋，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刺世疾邪诗》等。其中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是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诗中所抒发的大都是他们失志伤时、离愁别怨及人生无常的忧愤情绪，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称誉它为“五言之冠冕”，给予极高的评价。
咏史 班固
文人五言诗始于何时，前人的看法颇不一致。旧传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班婕妤等人的五言作品，实际上不可靠。今存最早的文人的五言诗当为东汉班固的《咏史》∶
咏史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钟嵘《诗品》说他「质木无文」，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诗体，技巧还很不熟练。
汉代诗人 班固之咏史诗
咏史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钟嵘《诗品》说他「质木无文」，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诗体，技巧还很不熟练。
班固乃史家之巨擘，作诗则非其所长。但在诗歌发展史上，人们总要提到他，因为他在两方面都开了风气之先：一是文人写作五言诗，班固乃东汉少数先驱者之一；二是诗有“咏史”之作，班固又堪称千古之第一人。在这两方面奠定他诗歌史上地位的，正是这首五言体《咏史诗》。
这首诗歌咏了西汉初期的一位奇女子——淳于缇萦。正是由于她伏阙上书，不仅救了触刑的父亲，还感动文帝下达了废除肉刑的著名诏令。所以班固于开笔之际，先以悠邈之思，追述了任用肉刑的历史：“三王德弥(终也)薄，惟后用肉刑”。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之文王、武王，据说他们均以“文德”治天下，“至于刑错(弃置不用)而兵寝(收藏)”，被誉为“帝王之极功”(《汉书·刑法志》)。但到了三代之衰世，就不免王德日薄、刑罚滥施了。史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施用“五刑”的条款竟多达三千余项。这两句思接千载，于历史追述中表达对任用“肉刑”的深沉感叹。
自“太仓令有罪”以下，诗人笔凌百世，直叙汉初淳于缇萦上书救父的事迹。“太仓令”即汉初名医淳于意，他曾担任齐之太仓(官仓)的小吏。文帝四年(前176)，有人上书告发他触犯刑律，遂被逮捕押往长安。五个女儿急得直哭，他大骂说：“生女真不如生男，缓急之时谁能帮我办事！”这就是诗中所说的“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孤独之状)”之意。小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异常悲伤，痛感于“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赎”，毅然随父进京，上书汉文帝，“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上书诣阙下”四句，描述的就是缇萦到宫廷上书的情景。“鸡鸣”、“晨风”，均为《诗经》十五国风中的名篇。前者抒写后宫催促君王上朝之情，后者歌咏女子“未见君子”之忧。据《文选》注引刘向《列女传》，缇萦伏阙上书时，曾“歌《鸡鸣》、《晨风》之诗”。班固以“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抒写缇萦忧急断肠、歌号阙下的景象，读来令人怆然泣下。正是缇萦舍身赎父的一片真情，深深地打动了文帝。“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终于赦免了她的父亲，并在诏书中感叹说：“夫刑者，至断支(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之父母哉？”并作出了“其除(废除)肉刑”的重大决策(见《列女传》)。促成文帝作出如此重要决策的，竟不是众多的须眉，而是这位临淄的民间少女。诗人有感于此，在结句中不禁长声吁叹：“百男何愦愦(愚笨)，不如一缇萦”！
初看起来，班固的这首《咏史》，纯是对缇萦救父事迹的歌咏，似无更多的题外之旨。但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人甚多，班固何以不咏他人，偏偏想到了这位女子？这就得联系诗人自身的遭际来考察了。在班固的一生中，曾有两次被捕入狱：一次是在早年，被人告发私撰国史(《汉书》)而入狱。幸亏他兄弟斑超诣阙上书申辩，才被释放；一次是在晚年，由于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得罪了洛阳令种竞。种竞利用大将军窦宪事败之机，捕系班固。最后因无人救援，死于狱中。《咏史》一诗，大约正作于晚年系狱之际。也许他有感于其子不肖，累及自己下狱而不救，才触发思古之幽情，写下了这首歌咏缇萦救父的诗？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么，班固就不是为咏史而咏史，而是在诗中寄寓了自身的现实感慨了。他之称颂“三王”以及文帝的不用肉刑，岂不隐晦地表达了对当时朝廷任用肉刑、诛戮大臣的贬责？他之感叹于“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不更包含了对诸子不肖、累及其父的凄怆？从这一点看，这首诗正是开了“借咏史事以抒己怀”的“咏史体”之先河。
历来评论班固此诗者，总要用钟嵘“质木无文”一语，以贬斥其艺术成就。其实，作为一首早期的文人五言诗，此诗虽然“质木无文”，但能在短短十数行间，如此凝炼地抒写缇萦救父事件的始末，其概括力并不下于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等诗。而且在叙事之中，也时有“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的声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寄慨，不乏唱叹之致。钟嵘《诗品》称其“有感叹之词”，将其视为“东京二百载中”所不多见的五言代表作，正是承认了它艺术上的成功，而不是失败。所以，从发展的眼光看，《咏史诗》不失为五言创制时期的杰作。(潘啸龙)
咏史的作者是
东汉文人五言诗《咏史》的作者是班固
咏史作者：
晋代文学家左思
《咏史》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
《咏史》是唐代诗人戎昱创作的一首五言律诗。
班固咏史的翻译
文人五言诗始于何时，前人的看法颇不一致。旧传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班婕妤等人的五言作品，实际上不可靠。今存最早的文人的五言诗当为东汉班固的《咏史》
班固乃史家之巨擘，作诗则非其所长。但在诗歌发展史上，人们总要提到他，因为他在两方面都开了风气之先：一是文人写作五言诗，班固乃东汉少数先驱者之一；二是诗有“咏史”之作，班固又堪称千古之第一人。在这两方面奠定他诗歌史上地位的，正是这首五言体《咏史诗》。
这首诗歌咏了西汉初期的一位奇女子——淳于缇萦。正是由于她伏阙上书，不仅救了触刑的父亲，还感动文帝下达了废除肉刑的著名诏令。所以班固于开笔之际，先以悠邈之思，追述了任用肉刑的历史：“三王德弥(终也)薄，惟后用肉刑”。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之文王、武王，据说他们均以“文德”治天下，“至于刑错(弃置不用)而兵寝(收藏)”，被誉为“帝王之极功”(《汉书·刑法志》)。但到了三代之衰世，就不免王德日薄、刑罚滥施了。史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施用“五刑”的条款竟多达三千余项。这两句思接千载，于历史追述中表达对任用“肉刑”的深沉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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