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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冯至十四行诗的对比
- 2、浅谈冯至诗歌——以《蛇》、《雨夜》、《十四行集》为例
- 3、冯至的《迟迟》赏析
- 4、冯至本是新月诗派吗
- 5、冯至的第一部诗集是1927年春出版的
- 6、冯至 介绍（很长的）
- 7、冯至最著名的一首诗
- 8、鲁迅先生称冯至为什么
- 9、冯至的作品
- 10、中国现代诗人冯至的代表作.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冯至十四行诗的对比
1、由于十四行有严格的规则，即使在欧洲，许多写诗的人也都把它视为畏途，不敢轻易采用。
2、冯至在他的十四行诗中，还借用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如暗示、象征、联想、跳跃等反映人的感觉、印象和心理状态。
3、为抽象概念、哲学思维找到血肉之躯，降感性和理性有机地综合起来，是二十世纪初英美现代派诗人和理论家庞德和艾略特所特别强调的。
4、在思想内容上，它们摒弃了诗人早期渚歌抒写“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的低沉情调，表达了注视现实、培养情操的心愿；
5、在艺术上，诗人较熟练地运用了十四行诗这种西方古老的格律诗形式，显示了杰出的艺术才华。
若相比较。莎士比亚作品更有文学价值，评论家赞美《十四行诗》是爱、性欲、生殖、死亡和时间的本性的深刻思索。，赞美莎士比亚的大多了，无从说起~
浅谈冯至诗歌——以《蛇》、《雨夜》、《十四行集》为例
冯至写诗比较早，1917年到北京念书，赶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受其影响，开始了诗歌创作。二十年代初，冯至加入林如稷创办的浅草社，凭着清丽幽婉的笔调，与众不同的诗风，渐渐在诗坛上独树一帜。《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两部诗集收录了他在二十年代创作的近百首新诗，成就极高，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文学革命推动下外国文艺思潮纷纷涌入国内，许多觉醒的青年和文学作者纷纷选择运用西方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手法来倾吐内心的苦闷和愿望，而受到不同文艺思潮和艺术方法影响的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群又各自聚集为文学社。1922年林如稷发起创立浅草社，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组成沉钟社，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冯至在社团期间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创作。
《蛇》是冯至于1926年创作的一首抒情诗，收录于诗集《昨日之歌》。爱情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普众的主题，许多诗人都写爱情诗，冯至也写，却不是跟风。1926年的冯至还是个年轻人，生理、心理都会渴望爱情，但爱情又哪里是那般轻易得到？军阀混战，社会矛盾激化，黑暗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形成尖锐的冲突，诗人的内心是苦的、闷的。
诗歌《蛇》，取的意象独特，“蛇”是冰冷恐怖的生物。“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静静地没有言语”，诗人把寂寞比作蛇，想象力奇特，寂寞如蛇那般细长、无言，开头第一句就把诗人内心的悲哀、孤独释放出来了。
“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呵，不要悚惧”，这句是劝告，说话对象是“你”，也即是心爱之人，但细读后会发现更多的还是一种独白自语。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它想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诗人与寂寞为伴，唯有“乡思”，这里是谐音，“乡思”更是“相思”。蛇偏爱草丛，视之为故乡，这是蛇的“乡思”；“我”爱“你”，这爱犹如蛇对草丛的依恋，这是诗人的相思。
“它月影一般的轻轻地/从你那儿轻轻走过/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只绯红的花朵。”将月影比喻蛇，形象地写出蛇的轻盈灵动感，蛇如月影似的走过，场面安静而神秘。蛇衔来了“你”的梦，这是诗人内心的渴望，但梦虽然是美好的，却也易碎、虚幻，这是诗人的苦闷。将梦比作“绯红的花朵”，神来之笔，“绯红”是羞红，是幻想甜美的爱情时留下的青春羞涩。
据诗人说，《蛇》这首诗是他看到一幅衔着一朵红花的蛇的木刻画后写下的。诗中多有浪漫主义色彩，填充着蛇的自然特征的同时，又将“蛇”视为寂寞的象征，以“蛇”为媒介向心爱之人发出内心的宣言，不得不说诗人的想象力是奇特的。诗人将内心的火热激情包藏于蛇的阴冷无声中，内敛的情感和节制的语言使得诗歌整体色调的偏灰暗，但又并不绝望，诗人描绘的是一种暗色调的美，灰色之美，寂寞之美。
《雨夜》是收录于《昨日之歌》的另一首诗。相对于《蛇》的无言、静谧，这首《雨夜》是热闹的，行人迷失在树林里，看见幽灵“又歌又舞”、听见蟋蟀“呜叫”、“风声雨声”、蝉鸣鸟叫，对于声音的描写十分丰富。但是藏在热闹背后的却是嘈杂、恐怖和疑惑。行人迷失在树林里，既因为风雨大作，也因为幽灵的歌舞；好在闪电照亮的道路，为行人找到方向，蝉鸣和鸟叫将行人唤醒。诗歌中的“迷失”多具有双层含义，这首《雨夜》中的“迷失”既是诗中行人迷失于树林，也是诗人自我在社会生活中的迷失。如此看来，诗中的幽灵、蟋蟀、蝉、鸟、风雨雷电便都有象征意义了。幽灵是诱惑、蟋蟀是干扰，蝉、鸟、闪电是理智，是一种唤醒迷途者的力量。这首《雨夜》写出了诗人因为人生的迷失而内心苦闷，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诗人开始对这种“迷失”作出反思，“可有个行路的人/在林里迷失?”，在诗歌写作中诗人开始寻找哲理性的意境，在表达内心情绪的同时追加形而上的疑问。这也是冯至的诗歌走向哲理性的一种趋向。
1930年冯至赴德国留学，攻读文学、哲学与艺术史，其间受到德语诗人里尔克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冯至受到存在主义的熏陶，诗歌创作开始带有明显的哲学色彩，并开始进行十四行诗的学习和尝试。
十四行诗是西方的一种诗歌形式，具有固定的韵律要求。1942年冯至出版了《十四行集》，一共二十七首诗，采用意大利十四行体，诗风大变，完成了从抒情诗向哲理诗的转变。
在冯至的《十四行集》中，“生与死”是其一大主题。诗人在诗中歌唱生命，也歌唱死亡，经历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熏陶的冯至，也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曾经的《蛇》的寂寞、《雨夜》的迷失，那些在一次次反省和回味中提出的尖锐的问题都开始迎刃而解，对于生与死的理解，诗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诗人渐渐明白，生与死是无分彼此的，它们一样的庄严、一样的神圣、一样的不可亵渎。
《十四行集》的第一首诗中，诗人从两只交媾的昆虫身上看到了生命的终极。“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生死之间并非直接的联系着，生与死的交融中夹杂着一种至高的无形的存在，“交媾”或者“抵御危险”，这种存在便是爱。爱，从“小我”之爱，到“大我”之爱，无论哪一种都是短暂的，爱的本质就是短暂的生命向着永恒的飞跃。昆虫交媾或者抵御危险，或许是死去了，但是它们的死亡孕育了新的生命，为延续新的生命而死去，为保护同类而自我牺牲，这是伟大的，这种死亡是超越一切的。生存的极限是死亡，那么爱的存在便赋予了死亡一次新生，生死轮转之间，生命的奇迹就此出现了，它们如彗星般短暂而美丽，如狂风乍起那样强大有力。诗人赞美歌颂那些小昆虫，其实也是赞美着生命的奇迹，
在《十四行集》的第二首诗中诗人给出了明确的对待生与死的态度。
诗中写道：“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诗人写作《十四行集》的时候是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内遍地硝烟，而此时的一些大学却显出相对安静的环境，成为了独特的精神家园。此时的西南联大作为大后方的最高学府，一大批诗人在此聚集，无论年轻的、年老的、成型的、尚未成型的，群英会集之下完成了一次生命的“沉潜”——经历的战乱的流亡，有了丰富的生命体验，面对现实与自然沉思默想，将中国这片土地正在经历的灾难和痛苦融入心中，形成了战争年代对民族、对人类命运的拷问。冯至的这首诗歌正是对身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而产生的对生命本质的思考。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在诗人看来，从我们身上“脱落”的并非都是“废弃物”，“化作尘埃”也并非意味着丢弃，而是“化作春泥更护花”。经受战争苦难的诗人发现，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将个人的死亡化作民族的养料，用有限的生命来延续民族的命运，牺牲“小我”来成就“大我”，这是诗人的抉择。正如诗人在第一首诗中赞颂的昆虫那样“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从而获得了生命的奇迹。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象蜕化的蝉蛾/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万物自然生长，秋天是收获，冬天是死寂，诗人将生命中的“树叶”和“花”采摘下来交给秋风。诗人的生命已经决定奉献给抗日战争、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对于个人生死，诗人已经看透，决定舒展着身子走进严冬，将躯壳丢下掩埋，任他化作尘埃，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从从容容，顺应自然发展才是对生死最大的尊重。
将自己安排给“未来的死亡”，这是对死亡必然到来的理性认知，只是在诗人的生死观念中，死亡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消逝，“未来的死亡”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死去。正如“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歌声”是有限的，“音乐”是无限的，当“死亡”这首歌曲从音乐中脱落开来，音乐便化作永恒的青山。诗人通过对死亡的认识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所在，舍生忘死，有限和无常的生命只有竭力追求价值时才能得到永恒。
《十四行集》大多取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作为意象，将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中“顺其自然”的思想融入其中，它是冯至诗歌体系中最关键也是价值最高的成就，它是中国现代诗歌中最为集中好深刻的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
冯至的《迟迟》赏析
这首诗歌颂了真挚美好的友情，内涵上侧重指出友情是朋友彼此的勉励和支持，友情是生活的动力，揭示了友情的价值。意象和语言运用有特色。运用“挥手”、“辽阔”、“工作”、“相逢”等意象，以具体描写始，以抽象的感悟终，淡化具体的离别场景和过程，融思于诗，侧重表达内在的情绪和深邃的哲理。
冯至十四行诗，受德国现代主义作家里尔克的影响，表现了对于永恒，对于自然，对于流逝中万物的体验和思考。冯至说，里尔克“使我‘看’植物，不卑不亢忍受风雪，享受阳光，春天开它的花，秋天结它的果”。没有急躁，担当风雨，忍受艰苦，默默地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诗中“我们担负着工作的辛苦”，“各自把各人的世界耘耕”等，就表达了这样的人生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又包含着时间意识。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说：“不能计算时间，年月都无效，就是十年有时也等于虚无……像树木似的成熟，不勉强挤它的汁液，勇敢地立于春日的暴风雨中，也不怕后边没有夏天来到。”生长、死亡，独立不移，以感恩的心情，与万物融为一体，获得永恒。冯至把这样的人生体验融化在诗歌的后两节诗境中，表现静默深邃的情怀。“怀着感谢的情怀想过去／像初晤面时突然感到前生”，“一生里有几回春几回冬／我们只感到时序的轮替／感受不到人间规定的年龄”。
冯至本是新月诗派吗
不是。冯至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本来是抒情派诗人，不是新月诗派，冯至的第一部诗集是《昨日之歌》就是抒情派的代表。
冯至的第一部诗集是1927年春出版的
《昨日之歌》。根据查询冯志诗集资料显示得知，冯至的第一部诗集是1927年春出版的是《昨日之歌》。冯至（1905年9月17日—1993年2月22日），原名冯承植，1905年9月17日，出生于直隶省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曾就读于北京四中。1927年4月，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代表作品有《北游及其他》《十四行集》《山水》等。
冯至 介绍（很长的）
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河北涿县人。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1923年后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发表新诗。1927年4月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8月出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记录自己大学毕业后的哈尔滨教书生活。1930年赴德国留学，其间受到德语诗人里尔克的影响。五年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返回战时偏安的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任外语系教授。1941年他创作了一组后来结集为《十四行集》的诗作，影响甚大。冯至的小说与散文也均十分出色，小说的代表作有二十年代的《蝉与晚秋》、《仲尼之将丧》，四十年代的等；散文则有1943年编的《山水》集。
冯至最著名的一首诗
冯至最著名的一首诗为：我是一条小河。
【原诗】
我是一条小河，
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
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
投入了我软软的柔波。
我流过一座森林，
柔波便荡荡的，
把那些碧翠的叶影儿，
裁剪成你的裙裳。
我留过一座花丛，
柔波便粼粼地，
把那些凄艳的花影儿，
编织成你的花冠。
无奈呀，我终于流入了，
流入那无情的大海——
海上风又厉，浪又狂，
吹折了花冠，击碎了裙裳！
我也随着海的漂漾，
漂漾到无边的地方——
你那彩霞般的影儿，
也和幻散了的彩霞一样！
鲁迅先生称冯至为什么
鲁迅先生称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原名冯承植，直隶涿州（今属河北）人，现代诗人、学者。冯家为天津著名盐商，盐引在直隶涿州，八国联军侵华后避难于涿州，故生于涿州。
1923年加入林如稷的文学团体浅草社。1925年和杨晦、陈翔鹤、陈炜谟等成立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半月刊》和《沉钟丛刊》。1930年留学德国先后就读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1935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任教于同济大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冯至的作品
冯至代表作品：《昨日之歌》《伍子胥》《十四行集》《山水》。
《昨日之歌》是冯至在诗坛上确定地位的第一部诗集。早在二十年代的浅草社时期，初登诗坛的冯至就以其清丽幽婉的笔调，写下了不同凡响的诗篇，在诗坛上独树一帜。《沉钟》创刊后，由于社会阅历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他继续发表的新诗意蕴更为深沉，技法更为圆熟。他在二十年代创作的近百首新诗，主要收录在《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两个集子里。
《伍子胥》是中国现代文坛代表性作家冯至的选集，包括小说、自述及他人的评论，是一部全面了解该作家作品的文集，有见证作家成长过程的照片10余张。故事的结构非常均衡完美。全书共九节，分别以伍子胥可能经过的地点为题名。首先是郢都外的“城父”；接着，经过了两处水域：“林泽”和“洧滨”；随之是两处陆地：“宛丘”和“昭光”；接着又是两处水域：“江上”与“溧水”；整个故事则结束在另两处陆地：“延陵”和“吴市”——而“吴市”，冯至暗示我们注意那可能是又一个“城父”。
中国现代诗人冯至的代表作.
主要作品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十四行集》、《山水》、《伍zhi子胥》、《杜甫传》、《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等。
1923年加入林如稷的文学团体浅草社，1925年和杨晦、陈翔鹤、陈炜谟等成立沉钟社，出版《沉钟》周刊，《半月刊》和《沉钟丛刊》。
1930年留学德国先后就读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1935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至1939年任教于同济大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扩展资料：
治学方法
“洋为中用”的治学方法，冯至把他在创作中使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叫做“吸收外来养分”。这个提法本身也表明“洋为中用”的主体是中国，“洋”为作为中国人的创作主体所用，为中国的广大读者能够并乐于接受。
冯至的主要学术著作《杜甫传》、《论歌德》和他写的其他学术论文都贯彻了这个精神。他明确地说过“我们搞外国文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借鉴。”
它不仅体现中国外国语言文学为谁服务的根本性原则，而且也符合语言、文学具有整体性的学科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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