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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钟嵘在诗品中称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却又将他列为中品
钟嵘之前，文论家并未注重陶潜。
《诗品序》标举历代优秀的五言诗，其中所举优秀五言诗作家， 均由上品和中品诗人组成，中品十人。在三十九位中品诗人中标举的十位诗人， 大多以感恨之气和清丽之词为钟嵘所赞赏。如嵇康、刘琨、郭璞、颜延之、鲍照、谢惠连等人， 其中张华即置之上品疑弱而屈处中品的诗人。陶渊明以《咏贫》之制被钟嵘誉为“ 五言警策” ， 自入标举者之列。从陶渊明虽列中品， 而在中品诸家中实居上乘地位， 可见钟嵘对陶渊明的重视。
钟嵘对近世诗人要求严格，上品十二人中， 汉三人、魏三人， 晋五人， 宋仅谢灵运一人， 齐梁均无人， 这也是原因之一。
钟嵘在《诗品》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诗学主张：“滋味说”、“直寻说”以及“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笃意真古”的陶诗自然符合“滋味说”、“直寻说”，但却在“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方面有所欠缺，与钟嵘所标榜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诗歌境界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也必然是钟嵘将陶渊明置于中品的原因之一。
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观也影响着钟嵘。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的黄金时期。从曹丕的《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的“衔华佩实”以及钟嵘《诗品》的“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都说明了此时以华丽为美的文学主张，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钟嵘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的主流文学观，因此，在大部分人都认为陶诗没有被评论资格的时代，钟嵘独具慧眼发现他，并将其置于中品，是十分具有超越意义的。
在钟嵘以前，刘勰、沈约、萧子显都未提及陶渊明的诗歌创作，钟嵘在此种情况下，将陶渊明列为中品，且称其为“隐逸诗人之宗”，可谓真正将陶渊明推向中国文学史主流的开端。因此，钟嵘对陶渊明的品第评价十分公正，站在他所处的时代的角度来说，是十分不易的。
后世学者认为钟嵘将陶渊明贬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唐宋以来，文人对陶渊明的不断推崇。例如，李白在《戏赠郑溧阳》、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都曾推崇陶潜。历代文人士大夫中，对陶潜最为推崇的当属北宋苏轼。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之后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评陶潜“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王士祯《渔洋诗话》曰：“陶潜宜在上品”。唐宋以后的文人对陶渊明的了解建立在如此高的基础之上，他们诟病钟嵘将陶潜列为中品，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评价一个观点的对错，应该将此观点放置在产生它的时代背景中评论。后人单方面的站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衡量处在南朝梁时期的钟嵘的观点，必然会造成误解。因此，对钟嵘《诗品》中陶渊明品第问题的诟病，是后人出发点错误导致的，钟嵘《诗品》的观点本身没有问题。
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简介，钟嵘的《诗品》是怎样的
钟嵘（约468—约518）， 中国南朝文学批评家。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市）人。
齐代官至司徒行参军。入梁，历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
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诗歌评论专著《诗品》。以五言诗为主，全书将两汉至梁作家122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故名为《诗品》。
《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书名为《诗评》，这是因为除品第之外，还就作品评论其优劣。后以《诗品》定名。
在《诗品》中，钟嵘提倡风力，反对玄言；主张音韵自然和谐，反对人为的声病说；主张“直寻”，反对用典，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诗歌品评的标准。
钟荣的《诗品》是专论哪类诗歌的
钟嵘《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的产物。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的《诗品》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于今南京写成的。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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