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对于诗穷而后工和用文章憎命造句，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因此，今天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诗穷而后工和用文章憎命造句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话题。
本文目录一览
- 1、诗，穷而后工
- 2、用文章憎命造句（大约30个左右）
- 3、文章憎命达
- 4、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穷而后工”的文论观点，试联系文学史上的具体实例作阐释
- 5、中国古代有诗文“穷而后工”的说法，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还能从古代文学家中举出那些例子
- 6、文章憎命达，诗以穷而后工
- 7、求举我国古代文学家“穷而后工”的例子，并以此写一篇演讲稿
诗，穷而后工
（梅圣俞，即梅尧臣，北宋著名诗人，咱安徽宣城人，一生穷固不得志。）
文孤子简析
诗人多穷之说，由来已久，杜甫有“文章憎命达”之句，白居易亦有“自古诗人多薄命”之说，而欧阳修，则有另论。
一开篇，劈头一句反问：“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起笔突兀，发人深醒。
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世上流传诗篇，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讽刺时世的诗篇，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顿，诗也就写得越好。
篇末概括，神笔点睛，提出了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观点。这一观点本身，便是对“诗能穷人”传统观点的否定。那种“诗人少达而多穷”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因果倒置。
破旧言，创新说，扬千古不易之论；“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
作者关于“诗穷而后工”的理论，与司马迁“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之说，一脉相承。亦是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与发展。欧阳修“穷而后工”一句，终成为千古不变之诗歌理论。当然，诗文相通，说文亦可。
用文章憎命造句（大约30个左右）
一、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二、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自古以来，贤人失志，贫士失职就是说不清，诉不完的话题。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诗穷而后工。安意如
三、但“文章憎命达”，两次科举失利，虽有治世之志，已注定了其边缘性的人生轨迹。
四、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
五、文章憎命达，好的文章总由失败者写成。
六、杜甫的“文章憎命达”
韩愈的“不平则鸣”
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
都是广为人知的名言。
七、从来文章憎命达
何必悒悒己身。【文章憎命造句lishixinzhi/599272】
八、文章憎命达
诗酒风liu李太白;才学著书多
古今殷鉴罗贯中。
九、所谓文章憎命达
魑魅喜人过
其实
从30年前我就已经绝了中式的念头。
十、我亦是倦游司马
临邛道上惹来多少闲愁;把酒倚栏杆
叹当年名士风liu
消尽茂林秋雨;从古文章憎命达;再休说长门卖赋
封禅遗书。
文章憎命达
一
文章憎命达，我父亲在世时常感叹这个。我如今也年纪老大，在女儿跟前有时也摇头晃脑，像是被我老父亲附体了一般，老气横秋地感叹着，千秋名诚不易得，不易得哉！此语出自杜甫《天末怀李白》，诗曰“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怀李白的诗首首感人至深！我常想他是有着怎样的一副慈悲心肠，真心地敬慕，全然的关怀，自我很是稀薄，却又无处不在地观照着，与所爱融为一体，同呼吸，共命运。
“达”乃显达之义，我理解，是从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来的，有个知识分子的济世理想在里头。学而优则仕，当书生的理想之路与仕途合二为一时，命达即仕途通达，飞黄腾达也。儒家知识分子常有文章小道的言论，不得用于世，也就是“穷”时，才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蛮有意思的，大道常衰微，小道却不朽了。广义或者笼统些解释，文章憎命达差不多是说，唉，文章好的人命不好！命运不及格、不达标，福禄寿不全，人生有大的甚至是触目惊心的缺憾。普通人未尝不如此，只是文人墨客的故事得传播之便利，易于流传。
古代读书人尤其寒士，老板与金主是诸侯是帝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并没有别的出路。儒生的这个“儒”字，本是人之所需，后面却变成了人主所需。卖不出就比较惨，孔子卖不出，厄于陈蔡，孟子也卖不出，“王顾左右而言他”，荀子的学生才卖出去了。到董仲舒，重装门面，迎合上意，才有了这千年老铺孔家店的一家独大。科举取士后，底层读书人也有了通天之路。中间出个二愣子，元朝大老板骑着马从草原赶来，质朴天然，科举时行时辍。这下惨了，读书人只好集体在勾栏瓦肆里厮混，剧本啥的就越写越好了，儒生不幸文化幸也。
卖出去的也痛苦，仕途难行。知识分子毛病多，这个大家都知道，清高啊，不合时宜啊，甚至是恃才傲物。如果过于耿介，触了龙鳞，掉脑袋原很稀松。再有文才遭忌，名高招谤，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受排挤也是平常。仕途走不通，人不免郁闷，于是欢愉难工，愁苦易好，文章就越写越好了。是文章憎命达，还是不达爱文章？很是纠缠不清。而官路亨通的人，人生风光，并不需要文章来锦上添花，倒有点儿命达憎文章的意思了。
李白之命不达，与屈原相类。虽不能飞黄腾达，但有过得意的日子，有过最为飞扬的青春，可以说一生都是少年。据说，这位骚年不屑科举，不愿从军，一心要平交王侯，立抵卿相。他的不幸是理想无法达成，理想主义破灭的不幸，是遇不遇的问题。读书时选错了专业，主修屠龙术，而出道之时天下已无龙久矣！晚年了，江湖似有龙出没，却又看走了眼。谢逊盲眼之人，怀抱屠龙刀仍能分清各路人马，李白同学却看不清，这个也挺有意思。我想，那个专业于他本来就不相宜罢。
杜甫之命不达，基本等同于世人眼中的不幸，且人生后半场的不幸盖住了少年出场时的得意，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总是愁苦的，仿佛生来如此。他想“致君尧舜上”，这个理想在过去的过去，人们看他迂阔不通很天真。他想“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个理想在未来的未来，很人道主义，他的时代连边边都摸不着。理想与现实离的远，当美好的理想残酷地映照着惨烈的现实时，如果能尴尬地活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未尝不是幸事。他却被无情地抛进现实里，那是命运，不得抽离。
比起“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不幸，杜甫的不幸是更令人同情的，生逢乱世，命如飘蓬，那是活不活的问题。杜甫的死令人心痛至极，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被以伟大称之的诗人，据说是在舟中“涉旬不得食”后，吃牛肉喝白酒撑死的，卒于公元770年，距安史之乱发生一十五年。安史之乱前他困居长安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安史之乱那一年他“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二
除了个别天才人物，最好作家的命运，往往是寒凉入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至沧桑便是工”。好文字是痛苦灵魂的歌唱，字字泣血，是拿命去换，所谓悲愤出诗人也。有如王尔德那个关于夜莺的寓言，寒冬里玫瑰怒放需要鲜血的滋养，中国人的杜鹃也是要啼血的。
司马迁挨了几刀不得而知，金圣叹应该是挨了一刀。从身体角度看，差不多一上一下，从帝制角度看接近一头一尾，都冤的不得了，没地方说理去！而这样的故事与事故在我们的史书里俯拾皆是，方孝孺、袁崇焕这种挨了几千刀的都有，方孝孺还被诛十族，找谁说理去？有清一代文字狱死了那么多人，找谁说理去？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不肯与司马氏合作，被构陷获罪。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他看着太阳的影子，抚一曲《广陵散》，从容就戮。这样的事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高调不合作是少见的，为一个不合作的读书人请愿也少见。但在东汉末年和魏晋不稀奇，孔融多次嘲讽曹操，祢衡也击鼓骂曹，不识相的文人士子，被杀了一个又一个。在豪杰并起之时代，有以书生为豪杰者，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也有放诞找死的书生，多长了一副肝胆。
苏轼反复遭流放，颠沛流离。他生在了文人的最好时代，官家喜欢读书人，真是难得！但还是发生了乌台诗案。他的不幸是因为美好高洁的品性，公正无私，不肯站队，于是乎谁上台都是他倒霉，成了党争的牺牲品，谁让他“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呢！我们普通人总恨不得生个孩儿是天才，在内卷的时代可以轻松地卷一卷，他却生出另类的痴心妄想，“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不成想这个孩儿十个月就夭折，他“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
东坡命硬，三个女人都走在他前头，王朝云小他二十几岁都如此。妻子王弗与父亲苏洵是相继离世的，两兄弟扶柩还乡。居丧在家期间，有人说，这个生性活泼的青年，终日默默不语，只是在父母与亡妻的墓地种树，“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林语堂说是三千颗。十年后写下《江城子》，才有“明月夜，短松冈”之句。更以深情名于世的词人是纳兰容若，一个曾经羁旅天涯的人，一个前程似锦、掉在富贵荣华里打滚儿的人，却折在情深不寿上，令人唏嘘不已。
曹雪芹生于繁华，终于沦落，也曾干谒公卿，但科举无门。我说他有百艺傍身，竟是无一技活命。诗、书、画、音乐均有造诣，对金石、园林、中医甚至织锦都有研究，常给人医病，风筝扎的好，留下了风筝谱。雪芹是否脱旗籍有争议，因为是内府世仆，向无出旗为民之例。但他住到西山，断了包衣每季四两的养赡钱粮，实质上放弃了旗籍，这才“举家食粥酒常赊”，幼子病死。真希望他著书黄叶村时是得了自由，不再是包衣奴才了。金岳霖说知识分子要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这个独立的意思是不做官老爷，不货与帝王家。雪芹一生之际遇诠释了这对过去的知识分子有多艰难。
三
从命达本义讲，这题目和女性无关——我是说旧时代，与其说是文章憎命达，毋宁说是女人憎命达，就不曾有通达之路。古代女文人并不多，几千年下来屈指可数，出色的几个，李清照、蔡文姬、柳如是都经过乱离，带几分英雄气，有见识格局，有胸襟气度。五四后涌现一批出色女作家，其中有勇敢出走的娜拉，不幸遭遇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也许是求独立与自由所必需付出的代价。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人们看女文人并无二致，说不幸总要落到女人的不幸上，历史的烟尘里不乏飞短流长，不外乎某某丧夫失子，某某遇人不淑。易安改嫁的事有争议，有人说是南宋后面的道学先生看她不顺眼故意泼的脏水。如果属实，这倒是对女文人独有之恶意，当然，骨子里是对女人抛头露面的恶意，说到底还是生为女儿身的不幸。
后世文人大赞蔡琰《悲愤诗》，但总不忘补一句可令人忘其失节，很是无语。关于这个社会如何地伤害女性，萧红无疑是范本。这位为求学离家出走的天才女作家，乱世之中，两次大着肚子从一个男人走向另一个男人，短短的一生让人心酸无比。她说，“女人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我的全部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四
文章憎命达，如果说不朽文字是命运之馈赠，那不幸与苦难是天平另一端早已经放上去的筹码。出色的作家在承受个人苦难与不幸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历史之痛，时代之殇。瘟疫饥馑，地震洪水，强权暴政，战乱频仍，人类的苦难有如滔滔江水，无止无休，书写者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我想，正是这无边的巨大的悲痛打通了那些伟大文学家的任督二脉，使他们体悟到宇宙人生的实相，连通了人类的悲欢，照见了人类的共同命运。
王国维评李煜：“尼采谓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倾一国成就不朽文字，真真痛煞人也！从担负亡国之罪恶，进而担荷人类之罪恶，这是后主的超越。我想，伟大的文学家莫不如此，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担荷着集体业力。文学与宗教一样，救赎的是灵魂。对于灵魂，痛苦是滋养，要唤醒灵魂，也许非痛不可。人在痛苦之中走向豁达，走向慈悲，走向生命的广度与深度。人在痛苦之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不幸邪？幸邪？呜呼哀哉！
注：
1.一说文章憎命达，我总是同时想起诗穷而后工，穷达二字正好对应了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正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千古理想。
2.儒家推崇太上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从立言而言，很难说文章是小道。大概是从诗赋小道的说法扩大而来的。杨雄说过诗赋小道，刘知己说过文章小道。鲁迅说，“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这哥俩有意思，大概都盯着对方锅里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辞赋小道”，应该是鲁迅先生讲述子建说文章小道的出处。先生同时说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
3.杜甫死因有争议，本文采用“饫死耒阳”说。《新唐书》记载，“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
4.我本来是写司马迁挨了一刀，突然想起有小学生写作文说，司马迁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宫刑，顿生好奇，去查材料。然后，就搞不清楚几刀了。
5.击鼓骂曹是演义故事，骂曹是有的，是不是击鼓骂的那么过瘾就不知道了。祢衡称得上千古第一愤青，见一个骂一个，见两个骂一双，骂完曹操骂刘表，骂完刘表骂黄祖，nozuonodie，活到二十六岁已是奇迹。
6.据传，易安南渡后乱世无依再嫁张汝舟。这匪人本就觊觎她的收藏，婚后发现她其实没剩多少金石财物，就家暴她。她只好告发张营私舞弊、虚报举数，不惜坐两年牢——宋律妻告夫2年徒刑，与之对簿公堂，要求离婚。经亲友营救，易安关押9日后获释。
7.说到承担集体业力，张纯如也是个让人痛心的例子。作家是抑郁症的高发群体，据说，二战中与二战后西方有过知识分子的自杀潮，出名的有茨威格、海明威等。日本作家简直是有自杀的传统。我国近现代文人自杀者也不鲜见，王国维、老舍、傅雷、三毛等，还有几个年青的诗人，不幸的命运是写不完的。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穷而后工”的文论观点，试联系文学史上的具体实例作阐释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而后工”的文论观点，可以举例来论证：
①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在安史之乱中经历了太多了世态炎凉，所以眼界开阔，凭借着先天的灵性与后天的经历，写出了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
②李煜亡国后对于人生深有感触，所以写出了诸多“以血泪铸成的文章”，最著名的即是一首《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写尽了悲欢离合。
③曹雪芹家道中落，经历了由锦衣玉食到食粥常赊、由华贵门第到无处安身的大家庭的败落，这样的遭遇，让他对人情冷暖大彻大悟，从而创作出了不朽的《红楼梦》。
中国古代有诗文“穷而后工”的说法，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还能从古代文学家中举出那些例子
一、原因
1、《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
人有恒言：“文章穷而后工。”非穷之能工也，穷则门庭冷落，无车尘马足之嬲；事务简约，无簿书酬应之繁；亲友断绝，无徵逐游宴之苦；生计羞涩，无求田问舍之劳。终日闭门兀坐，与书为仇，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独此也，贫文胜富，贱文胜贵。
2、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李本宁小品
夫士不遇时，辄无疾而呻吟，侧身宇宙，若无可措躬。不即摇尾乞怜，同流自污，幸而资适逢时，且不任其资睢。而成白独驰骛风雅，含咀英华，以诗名家如是。
二、例子这个太多了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三、类似说法
杜甫《天末怀李白》“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文章憎命达，诗以穷而后工
一个很有才华，也长得非常潇洒的写作爱好者去问他的老师：“你说我能成为一个作家吗？”老师回答：“不可能的。”他就很委屈，说为什么不可能？他的文学修养很高，又很有艺术才情。老师说：“因为你可选择的出路太多了”。
成功都是被绝境逼出来的，死地常常是生路，是升华和超越之路，是永恒之路。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厨川白村讲“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恩格斯称“愤怒出诗人”。
欧阳修言：“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穷人之辞也。凡士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淮之外，见虫鱼鸟兽风云草木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沉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该愈穷而愈工。然则非诗者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命达之人养尊处优难得写出好文章，而身处逆境之人大都能发愤刻苦，置死地而后生，文采斐然，流芳千古。
韩愈《荆谭唱和诗序》中阐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司马迁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
因科场失意，吴敬梓有《儒林外史》、蒲松龄有《聊斋志异》。正如孟子所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追溯“穷而后工”说的远祖，有人认为应该追溯到《易》来。《易》中的几句话，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称名也，……其衰世之意邪”等都证明了“易为忧患之书”的说法。
明代《觉非斋文集》说：“人穷诗乃工尔。吾于吾友子良孙君信之矣。子良昔从太学登第为名进士，旅道坦坦，未尝龃龉。当时居行辈中诗名未轶出也。后以非，谪交趾三十年，抑郁无聊，暌离愤激，一发于诗而后诗始工。……其间登临吊古，触目兴怀，记物感遇无不形于讽咏。忧而伤，劳而不怨，读之令人瞿然起敬。然则子良之诗之工，信乎，由于穷也。夫穷而通天地，自然之理。”
正是因为“穷”，才使人走入内心，冷静思考，心灵觉醒，慈悲智慧显发。
赵翼的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说：“诗以穷而后工，依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可以说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巨著。他的创作有三个有利条件：出身于一个史官家庭，青年时期三次大的漫游，遭李陵之祸。如果去掉第三个条件，他一定也能写出《史记》来，但是绝对写不出我们今天所见的《史记》。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惨受宫刑。出狱之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官位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司马迁愤愤难平，隐忍苟活，将满腔的郁愤浇注到这部史书中。
《自卑与超越》中说:“由身体缺陷或其他原因所引起的自卑，不仅能摧毁一个人，使人自甘堕落或发生精神病，在另一方面，它还能使人发奋图强，力求振作，以补偿自己的弱点。奋力克服身体或外在环境困难的人，却造就了许多新的贡献和进步。奋斗使他们坚强，也使他们奋勇向前。”
正是因为这一次巨大的变故，使得司马迁对于最高统治者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当时的世态炎凉有了深刻的体悟，支持他生活下去的最大动力是完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
他将自己的生活遭际，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自己的孤愤难言的情绪倾注到这部书中，《史记》就成了一部抒情之书。鲁迅先生称其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穷困是作家的不幸，但又是文学的万幸。恰恰是因为物质和精神上的“穷困”激发了人的心灵，激活人内在的隐藏的潜能，从而爆发出激昂悲慨的创作动力，写出千古传诵的奇文。
求举我国古代文学家“穷而后工”的例子，并以此写一篇演讲稿
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
“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欧阳修则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钟嵘“托诗以怨”说、韩愈“不平则鸣”说的深入发展。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作。
以上例子，都是诗人、文人、政客在穷途末路时、人生低潮时迸发的才识。
鲁迅翻译的书名《文学，苦闷的象征》，都是指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说，诗人的不幸，是文学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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