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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廉洁的故事——父子清廉最少20字

父子清廉
三国时,胡质在魏国任州郡长官近三年,死后家无余财,只有朝廷赏赐的衣服和数箱书籍而已。对他的廉洁操守,人人称道。胡质在荆州任刺史时,其家眷都在京都。一次他的儿子胡威到住所去看望他,等回家时,胡质拿出一匹绢给他,让他路上做盘缠。胡威跪在父亲面前说:“爹爹为官一向清正,不知此绢从何而来?”胡质说:“吾儿不必怀疑,此绢是我的俸禄所余。”胡威谢过父亲的赏赐,遂骑驴上路。一路上,他在打尖住店时都是自己放驴,自己砍柴做饭。
后来胡威也官任刺史,政绩卓著,清名遐迩。入晋以后,晋武帝接见了他。晋武帝谈起当年胡质的生平事迹赞叹不已,遂向胡威道:“你的清廉和你的父亲比起来怎样?”胡威答道:“不如吾父。”晋武帝问:“为什么呢?”胡威说:“臣父清廉惟恐人家知道,臣清廉惟恐人家不知道,所以臣和家父相差甚远。”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其故乡凤阳还流传着四菜一汤的歌谣:『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小葱豆腐,意义深长,一清二白,贪官心慌。』朱元璋给皇后过生日时,只用红萝卜、韭菜,青菜两碗,小葱豆腐汤,宴请众官员。而且约法三章:今后不论谁摆宴席,只许四菜一汤,谁若违反,严惩不贷。朱元璋虽为一国之君,但他率先垂范,倡导廉洁之风。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21岁中进士,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做官期间,他总是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公元1080年,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便自己耕种起来。为了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意外之需。在困境、逆境中,苏轼以勤俭节约来维持生活、度过难关,不失为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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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廉洁的小故事

1、于成龙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
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
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
2、于谦
正统年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
到了“三杨”去世,太监王振开始掌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
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
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
3、司马光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於是另辟一地下室,读书其间。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司马光任官近40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读历史,让人深思。
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社会,大多数人苦读寒窗,跻身仕途,无不是为了显耀门庭,荣华富贵,泽被后世,荫及子孙。在这些人面前,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
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但司马光不为所动。
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
4、海瑞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按照当时官场的风气,新官到任,旧友高升,总会有人来送些礼品礼金,以示祝贺。
这些礼品礼金只要数额不大,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海瑞公开贴告示说“今日做了朝廷官,便与家居之私不同”。然后把别人送的礼品一一退还,连老朋友贺邦泰、舒大猷远道送来的礼也不例外。
至于公家的便宜,更是一分也不占。海瑞临终前,兵部送来的柴金多算了七钱银子,他也要算清了退回去。
5、姚崇
姚崇先后在武则天、睿宗、玄宗三朝任过宰相,无论是政绩还是资历,时人几乎无人能比。然而,这位资历深厚的宰相,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
即便在唐朝国力达到鼎盛、个人官位达到至极的开元时期,他依然“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
由于清廉,只拿“死工资”,没有灰色收入,所以他买不起京城市区的房子,全家人只得住在离朝廷较偏远的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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