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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代诗歌主张什么什么
到了乾隆时代,沈德潜倡导以“温柔敦厚”为准则的“格调说”,翁方纲倡导重学问、重义理的“肌理说”,而与之相反的主张,则是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袁枚的思想很多地方接受了晚明思潮的影响,有些直接来自于李贽。如他对理学家的矫情与做作十分厌恶,对这些人以“道统”自居常加以讽刺挖苦。袁枚的诗歌主张大体就是公安派理论的重兴,其核心也是强调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重视轻灵活泼的趣味。另外,赵翼、黄景仁也是当时很有个性的诗人,在重视诗中有“我”、重视诗歌艺术的独创性方面,他们与袁枚是一致的。到了嘉庆、道光时期,终于出现了杰出思想家兼优秀诗人龚自珍。他倡言“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的诗歌以一种高傲和尖锐的个性精神抗击社会的沉闷与压抑。
袁枚和沈德潜的诗学思想,分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袁枚和沈德潜诗学思想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是袁枚不赞成沈德潜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他认为“温柔敦厚”未必真是孔子的话。袁有叛逆性,沈有保守性。②是袁枚不赞成沈德潜专门提倡“唐音”、主张效法古人的思想。他认为“诗有工拙,而无古今”,他强调个性。③是袁枚不赞成沈德潜对艳诗的评价,认为不应该把艳诗、即爱情诗看作是有悖“诗教”、有伤社会风化的作品。
随园诗话详细资料大全
《随园诗话》是清代袁枚的诗歌美学和诗歌理论著作。是一部有为之作,有其很强的针对性。《随园诗话》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
基本介绍
- 中文名:随园诗话
- 外文名:Critici***ofPoetryfromtheGardenofLeisure
- 时代:清代
- 作者:袁枚
- 论及:先天资质,后天的品德修养等
- 表现手法:辞采、韵律等
- 类型:散文
- 影响:清代影响最深远的诗话
- 价值:“性灵说”理论
内容简介
《随园诗话》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核心价值
《随园诗话》主要价值在于其所阐述的性灵说诗论。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一、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一、诗人须具个性,故称“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独具的个性。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囿于古人,亦不盲从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著。”(卷六)。三、反拟古、反格调:“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卷四),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性灵”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称灵性。袁枚论诗则有“笔性灵”、“笔性笨”之分(见《补遗》卷二)。“笔性灵”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卷四)。二、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兴会已过”,化“千万力气”亦不易再得。(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书中引唐诗喻之:“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卷二)。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籁最妙”(《补遗》卷五)。即使对素材提炼加‘亦须不露斧凿痕迹。四、诗歌形象要生动、灵活、有趣。书中引证杨万里语“风趣专写性灵”(卷一),又一再标举“生气”、“生趣”(《补遗》卷三),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书籍精华
本书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文学贡献
本书所倡导的性灵说于康乾诗坛王士镇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之外,独开生面,别树一帜,江南江北靡然从之,并集结起性灵诗派,为反拟古、反考据为诗及使诗歌回归抒***性情的轨道上来作出重要贡献。对于本书,长时间毁誉不一。历次刊行版本
本书正编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刻本,补遗为嘉庆年间随园刻本。后来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的《随园三十六种》、宣统二年(1910)上海鸿文书局的《随园三十八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均收此书。此外坊间亦有单刻本,如民国三年上海宝斋书局有石印本《增图随园诗话》,附八幅插图。《随园诗话》小仓山房本扉页建国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顾学颉的校点本,1982年重印时又附录了满族人伍拉纳之子《批本随园诗话》批语及冒广生、张尔田之跋语等资料,成为通行本。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笔者主编的校点本《袁枚全集》,对《随园诗话》重新校点,1997年再版曾作修订。目录
随园诗话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一〇卷一一卷一二卷一三卷一四卷一五卷一六随园诗话补遗补遗卷一补遗卷二补遗卷三补遗卷四补遗卷五补遗卷六补遗卷七补遗卷八补遗卷九补遗卷一〇作者简介
袁枚(1716-1797年),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与赵翼、张问陶合称为“性灵派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声好,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乾隆十七年(1752年)袁枚迫于无奈,终于违心再次出山。但袁枚与上司陕甘总督黄廷桂关系极不融洽,于是刚满一年,就请了长病假,急切地返归随园。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自此,他就在这里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从事诗文著述,编诗话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当时诗坛所宗。袁枚24岁参加朝廷的科考,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总督尹继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袁枚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随园食单1卷;散文,尺牍,随园食单说部等30余种。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
作者生平
重修随园旧制袁枚是个重视生活情趣的人,他爱金陵灵秀之气,在他任江宁县令时,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随园旧为织造园(即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当时“园倾且颓……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荒废已久,袁枚购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因此称为“随园”。他在《杂兴诗》描写随园景致:“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如此诗情画意,令人想往,也难怪袁枚怡然自得,放情声色,不复作出仕之念。随园四面无墙,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亦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袁枚以文学为终身事业,是清代的文学家,性灵派创作理论的提倡者。性灵即性情也。他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又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认为诗歌是内心的声音,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文章以骈体最为擅长,颇得六朝体格,享文章之盛名数十年。其为人亦如作文,坦白率真,讨厌矫情,却极重情义,其友沈凤司死后,因无后嗣,袁枚每年为他祭坟,三十年未曾间断,对友人的情义深重,令人感动。致力为文著述颇丰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随园食单》……其中《随园食单》是一部有系统的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著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选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方面。在须知单中他开宗明义地说:“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作须知单。”此篇可作为饮食通则,而戒单云:“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饮食之弊,则思过半矣,作戒单。”此篇正好与须知单互为表里。值得一提的是“茶酒单”一篇,此篇对于南北名茶均有所评述,此外还记载着不少茶制食品,颇有特色。其中有一种“面茶”,即是将面用粗茶汁去熬煮后,再加上芝麻酱、牛乳等佐料,面中散发淡淡茶香,美味可口;而“茶腿”是经过茶叶熏过的火腿,肉色火红,肉质鲜美而茶香四溢。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一个对茶、对饮食有相当研究的人。游历名山胜景六十五岁以后,袁枚开始游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浙江的天台、雁荡、四明、雪窦等山,安徽游过黄山、江西庐山、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喜爱品茶的他自然尝遍各地名茶,并且将它一一记载下来。他描写常州阳羡茶:“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较龙井略浓。”提到洞庭君山茶,他说:“色味与龙井相同,叶微宽而绿过之,采掇最少。”此外如六安银针、梅片、毛尖、安化茶等,也都有所评述。此外还写下许多茶诗,如《试茶》诗:“闽人种茶如种田,郄车而载盈万千;我来竟入茶世界,意颇狎视心逌然……”描写福建人普遍种茶的情形,置身其中,彷佛进入茶世界。《湖上杂事诗》:“烟霞石屋两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阳;万片绿云春一点,布裙红出采茶娘。”描写身着红布裙的采茶姑娘在“万片绿云”的茶海中采茶,分外醒目。又《渔梁道上作》:“远山耸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后溪;每到此间闲立久,采茶人散夕阳西。”可知他旅游时,除了欣赏群山万壑、山涧溪流的美景之际,亦不忘留意当地的“茶叶文化”,可看出他对茶的钟爱程度。品茶评茶藏茶袁枚70岁那年,游览了武夷山,对武夷茶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先前对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浓苦,有如喝药”,因此他向来不喜欢武夷茶,但是乾隆五十一年(公元一七八六年)他游武夷山,来到曼亭峰天游寺等地后,却让他对武夷茶的印象完全改观。他在《随园食单.茶酒单》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以后,再试一二杯,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这位茶叶专家从所用的茶壶、茶具到饮茶的步骤、感觉与武夷茶的特色均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一杯好茶的确能涤净尘虑,抚平烦躁。袁枚认为:除了有好茶必须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长久,而要泡出一壶好茶,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对于火候的控制亦是一门极重要的学问。对此他也有一段精彩的描叙:“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尝尽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然入贡尚不能多,况民间乎!”他以为要泡出好茶,需先有好水,在此他再度推崇武夷山所产的茶为天下第一。接着他继续提到收藏茶叶的方法:“其次,莫如龙井,清明前者号莲心,太觉味淡,以多用为妙。雨前做好一旗一枪,绿如碧玉。收法须用小纸包,每包四两放石灰坛中,过十日则换古灰,上用纸盖扎住,否则气出而色味全变矣。”可说是研究得相当深入,至于烹煮的方法,他也有独到的妙法:“烹时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滚便泡,滚久则水味变矣!停滚再泡则叶浮矣。一泡便饮,用盖掩之则味又变矣。此中讯息,间不容发也,山西裴中丞尝谓人曰:‘余昨日过随园,才吃一杯好茶,呜呼!’”袁枚不愿在官场上争逐名利,遂能依自己的方式生活,无羁无绊,优游自在,故而能活到八十二岁高寿。主张思想
袁枚所处时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崇理学与反理学、重汉学与反汉学斗争颇为激烈,袁枚是坚定地站在反理学与反汉学的立场上的;与学术思想上的斗争相应,文艺上复古与反复古、重教化与主性灵的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袁枚则是乾隆诗坛反复古、主性灵思潮的杰出代表。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主张复古与诗教的沈德潜格调说,并批评翁方纲以汉学考据作诗的不良风气。其所倡导的性灵说诗学,推动了清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在清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蒋湘南《游艺录》说:“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江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可见袁枚之广泛影响。所持学说
倡导“性灵说”。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主张“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这样才能将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相结合,创作出佳品,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反对宗唐宗宋。他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他也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主张骈文和散文并重,认为骈文与散文正如自然界的偶与奇一样不可偏废,二者同源而异流,它们的关系是双峰并峙,两水分流。诗歌清新隽永,流转自如。写景诗飘逸玲珑。袁枚的文学思想有发展的观点,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另外,他强调骈文作为美文学的存在价值,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的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喔,缺少社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滑。风格赏析
袁枚作为清代性灵诗派的倡导者,生性疏淡洒脱不喜作官,于壮年辞官,隐居随园,优游自得,不复出仕。一生致力文学,所为诗文,天才横溢,尤工骈体。所著《随园食单》,对于茶叶方面的评述颇为独到,是位知茶爱茶的品茶评茶专家。清诗四大派是哪四大求标准答案
楼主您好;
标准答案是:
四大诗派分别是:
性灵派(袁枚为代表)
格调派(沈德潜为代表)
神韵派(王士祯为代表)
肌理派(翁方纲为代表)
清代诗歌理论“四大说”之间有什么联系
诗歌大致分为四种:曰格调、曰性灵、曰神韵、曰肌理。格调强调思想、内容,肌理强调知识、形式,性灵强调有我,神韵强调无我。
格调、肌理重名教,性灵、神韵重自然。格调、性灵多沉着痛快,肌理、神韵多优游不迫。格调重价值,贵实;神韵重无为,贵虚。性灵重欲望,贵情;肌理重逻辑,贵理。
1、王士禛的“神韵”说:
王士禛“神韵”说的中心,是诗歌的审美表现问题,主张诗人对主体的情感不能直接全面地陈述出来,对景物也不必作全面精细的刻画,譬如画龙只画其一鳞一爪,画山水只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但通过这所画的一鳞一爪,天外数峰,可以表现出龙的整体风貌和无边的山水景象.在情感和物象二者之间,王士禛认为物象应该完全为表现情感服务,可以超越特定的时空,不一定符合现实自然的真实,如王维画“雪里芭蕉”,王士禛称其为“兴会神到”,正是上乘之作.他说:
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率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
2、沈德潜的“格调”说: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他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很有名.论诗专著为《说诗晬语》.沈德潜与乾隆皇帝关系好,他以“格调”说补“神韵”说之不足,在当时很盛行.他主张:
1)诗歌要符合“温柔敦厚”、“中正和平”的诗教规范,以有益于教化.他说:“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之故者,方为可存.”(《清诗别裁集•凡例》)他讲“格调”,要求诗歌讲求“体裁”与“音节”.(参见教材题解)
2)他继承了“七子”派的观点,欣赏唐诗的“蕴蓄”、“韵流言外”,而不欣赏宋诗的“发露”,“意尽言中”.他认为不仅要推崇司空图、严羽所欣赏的具有“味外之旨”的作品,也要推崇杜甫、韩愈的壮美之作.认为诗歌应有唐诗那种理想的“格调”美.
3、袁枚的“性灵”说: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晚号随园老人.论诗著作主要有《随园诗话》.
袁枚不同意沈德潜“诗贵温柔”“又必关系人伦日用”的说法,倡“性灵”说与之相对.他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性灵”的主要内涵,就是以诗抒写性情:“诗者,人之性情也.”“文以情生,未闻无情而有文者.”“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他要求诗歌表现“真人”的真性情:“尝谓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认为只要是写了真性情,就是有价值的作品.而“情所最先,莫如男女.”诗歌表现男女之情是必然的,也是天经地义的.在此立场上,他为诗歌史上的艳情诗进行了激烈的辩护.
”
4、翁方纲的“肌理”说: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大兴(今属北京市)人.论诗著作有《石洲诗话》.所谓“肌理”,一是“义理之理”,指思想与学问,要求充实;一是“文理之理”,指语言与结构,要求细密妥帖.翁方纲强调“肌理”,旨在矫正“神韵”说与“格调”说的空虚与空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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