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小伙伴们,很多人可能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顾炎武 日知录的译文不是很了解,所以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顾炎武 日知录的译文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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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末顾炎武《日知录·正始》全文翻译赏析)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出自明末诗人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赏析当年,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篇中有如下一段话:“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据刘洁修考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认为按照语言发展运用的实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语意本于顾炎武,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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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炎武 日知录的译文

    顾炎武:日知录日知录简介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顾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游历北方,誓不与清廷合作,致力于著述,与黄宗羲、王夫之在二十世纪初被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顾氏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氏于初刻本卷首对此有说明,以示其笃学之志。在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只有八卷本行世,是康熙九年在江苏淮安付刻的,称为符山堂本。顾炎武去世后,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稍事整理,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三十二卷,是为遂初堂本。
    《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这些在《日知录》都有所反映。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对待《日知录》,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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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向高山,不畏荆棘,身处平原,甘为泅洪“这是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中哪一句表达的意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心向高山,不畏荆棘,身处平原,甘为泅洪“意思是如果内心有着想高山一样坚韧不拔,就不会畏惧道路上的荆棘与坎坷;志向如果有平原那样广大,就可以忍受泅水穿过洪水,不畏困难。

    出自——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大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

    原文: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译文:意为国家之事的兴亡,保护国家不致而被倾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与普通百姓无关;而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因此,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扩展资料:

    作者简介

    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汉族,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人,本名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字忠清、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为亭林先生。

    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

    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顾炎武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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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知录》的哪些内容反映了顾炎武的民主思想

    首先,对君权的怀疑,顾炎武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大胆地列入了自己的讨论研究范围。在《日知录》卷24《君》条中,他广泛征引历代载籍,以论证“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在古代君为“上下之通称”,不惟天子可称君,就是人臣、诸侯、卿大夫,乃至府主、家主、父、舅等皆可称君。这样的论证,简直近乎在嘲弄封建帝王了。

    在论君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反对“独治”,实行“众治”的主张。他认为:人君对于天下,不能搞“独治”,如果搞“独治”,则“刑繁”;搞“众治”则“刑措”。

    顾炎武为了进—步论证“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道理,还在《日知录》的《守令》条中写到“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这里的“各治”,也就是“众治”,只有“众治”,天子之权才能受到尊重。相反,“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这是“独治”,搞“独治”的结果是“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

    这里,顾炎武虽然没有否定君主制,但他对君权的大胆怀疑,并进而提出“众治”、“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等主张,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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