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小伙伴们，对于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阳和力和天目 袁宏道 原文及译文，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因此，今天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阳和力和天目 袁宏道 原文及译文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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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阳和力解,乃得出.翻译现代语
后来，文长因疑忌杀了他的继室妻子，被判死罪。太史张元汴极力营救，才得以出狱。
此句出自《徐文长传》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创作的一篇人物传记。文章以“奇”为主线，写徐文长才能奇异、性情奇怪、遭际奇特。首段为序，交代立传缘由。通过阅读者惊讶忘情的情态，反衬作品奇特尖新，其人才能奇异，作者相识恨晚，引出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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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部分原文：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
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作品译文：
后来，文长因疑忌杀了他的继室妻子，被判死罪。太史张元汴极力营救，才得以出狱。徐文长晚年更加愤世嫉俗，装疯卖傻，达官贵人登门拜访，常常拒而不见。时常带着钱到酒店，叫下人一起喝酒。有时拿斧头砍自己的头，血流满面，头骨破碎，用手揉搓碎骨咔咔有声。
还曾用尖利的锥子锥入自己双耳，一寸多深，竟然没死。周望说文长的诗文到晚年愈加奇崛，没有刻本，诗稿都藏在家中。我有在浙江做官的同年，曾委托他们抄录文长的诗文，至今没有得到。我所见到的，只有《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而今徐文长竟因不合于时，抱恨长终。
石公说：“先生的命途多艰，致使他激愤疯狂，狂病发作，又被抓入狱。古今文人的牢骚和苦难，没有超过先生的了。尽管如此，仍有胡公这样百年难遇的豪杰、世宗这样英明的君主赏识他。在胡公幕府中受到特殊礼遇，这是胡公对先生的赏识；
上奏表文博得皇帝的欢心，表明皇帝也赏识他，唯一遗憾的就是身份未能显贵。先生诗文的崛起，一扫近代文坛荒秽之气，百世之后，自会定论，怎么说他生不逢时呢？”
梅客生曾经写信给我说：“徐文长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怪病比本人更要怪，而他的人又比他的诗更要奇。”我则认为徐文长没有一处不奇怪的。正因为没有一处不奇怪，这也就注定他到了哪里都不能得志。可悲啊！
天目 袁宏道 原文及译文
原文：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庄至颠，可二十余里。
凡山深僻者多荒凉，峭削者鲜迂曲；貌古则鲜妍不足，骨大则玲珑绝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
天目盈山皆壑（hè)，飞流淙淙，若万匹缟，一绝也。石色苍润，石骨奥巧，石径曲折，石壁竦峭，二绝也。虽幽谷县岩(yōu gǔ xuán yán)，庵宇皆精，三绝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声甚小，听之若婴儿声，四绝也。晓起看云，在绝壑下，白净如绵，奔腾如浪，尽大地作琉璃海，诸山尖出云上若萍，五绝也。然云变态最不常，其观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状。山树大者几四十围，松形如盖，高不逾数尺，一株直万余钱，六绝也。头茶之香者，远胜龙井，笋味类绍兴破塘，而清远过之，七绝也。余谓大江之南，修真栖隐之地，无逾此者，便有出缠结室之想矣。 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云，巳(sì)后登绝顶，晚宿高峰死关。次日，由活埋庵寻旧路而下。数日晴霁(jì)甚，山僧以为异，下山率相贺。山中僧四百余人，执礼甚恭，争以饭相劝。临行，诸僧进曰： “荒山僻小，不足当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劳过谦，某亦不敢面誉。”因大笑而别。
译文：
天目山幽静深邃奇妙古老，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从山脚下的双清庄到山顶，大约有二十余里路。 一般来说幽深偏僻的山大多荒芜人烟；陡峭如削的山很少有盘旋迂回的山路；苍朴的山很少有光彩艳丽的景色；磅礴的山很少有精巧的趣味；以至于山高水就缺乏；岩石陡峭的山就缺少茂盛的植被。这些都是山的不足之处。 天目山整个山都是沟壑，瀑布水流发出淙淙的水声，如万匹白色的丝绢，（这是天目山）第一个绝妙之处。石头的颜色青色润泽，山石的棱角透漏巧妙，用石头铺成的小路上曲曲折折，石壁高耸陡峭，（这是天目山的）第二个绝妙之处。即使在山谷悬岩处，寺庙都很精致，（这是天目山的）第三个绝妙之处。我的耳朵不喜欢听到打雷的声音，但天目山打雷的声音非常小，听起来就像婴儿的啼哭声，（这是天目山）第四个绝妙之处。清晨起来看天目山的云彩，在悬崖下，白净得像棉花一样，飘荡变幻如同浪花，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片五光十色的天地，仿佛到处都是美丽的琉璃，每座山峰的山顶突出于云海之上，如同漂浮的浮萍，（这是天目山的）第五个绝妙之处。然而云彩的变化最不同寻常，它的样子非常奇特，如果不是久居山里的人，根本不能熟知云彩的形态。天目山高大的树木，树身粗的几乎有四十围，松树的形态如同华盖一样，树高不过几尺，一棵树价值万余钱，（这是第六个）绝妙之处。天目山每年第一次采摘的芳香扑鼻的茶叶，比龙井茶还要香甜。竹笋的味道像绍兴破塘所产的竹笋，但更加鲜嫩香甜，（这是天目山）第七个绝妙之处。我认为，长江的南面，隐居深山，修心悟道的地方，没有比天目山更好的，于是就起了脱离尘世的烦恼隐居山林的念头。 住宿在幻住寺的第二天，早晨起来看云，巳时后登上了天目山的最高峰，晚上住在高峰死关。第二天从活埋庵沿着原来的路下山。这几天天气十分晴朗，山寺的和尚认为天气反常，下山时互相祝贺。山寺的和尚有四百多人，行礼非常恭敬，相互争着用饭招待我。等到要走的时候，山里的和尚说： “天目山偏僻而且小，不足以担当贵客的观赏，怎么办？”我说：“天目山也有些我的份额，山僧们不必过于谦虚，我们也不敢当面称赞”。于是众人大笑着分别。
袁宏道《徐文长》传最后俩段 翻译
是不是这两段：
『原文』石公日：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译文』
石公说：徐文长先生的命途多艰，坎坷不断，致使他激愤成狂疾，狂病的不断发作，又导致他被投入监狱，从古至今文人的牢骚怨愤和遭受到的困难苦痛，再没有能超过徐文长先生的了。但尽管如此，仍有胡公这样的不世之豪杰，世宗这样的英明帝王赏识他。徐文长在胡公幕中受到特殊礼遇，这是胡公认识到了他的价值，他的上奏表文博得皇帝的欢心，表明皇帝也认识到了他的价值，唯一欠缺的，只是未能致身显贵而已。文长先生诗文的崛起，可以一扫近代文坛庞杂卑陋的习气，将来历史自会有公正的定论，又怎么能说他生不逢时，始终不被社会承认呢？
梅客生曾经写信给我说：徐文长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怪病比他这个怪人更要怪，而他作为一个奇人又比他的奇诗更要奇。我则认为徐文长没有一处地方不怪异奇特，正因为没有一处不怪异奇特，所以也就注定他一生命运没有一处不艰难，不坎坷。令人悲哀呀！
《徐文长传》原文及赏析
徐渭是一位奇人，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也可称为一篇奇文。徐文长是著名的诗人、戏曲家，又是一流的画家、书法家，在文学史和美术史里，都有他崇高的地位。下面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徐文长传》原文及赏析，欢迎阅读。
《徐文长传》
作者：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土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土，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土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摸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钞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日：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注释】
选自《袁中郎全集》卷四。徐文长，即徐渭(1521-1593)，子文长，号青藤道士。明代文人，在诗文.戏曲.书法.绘画方面，都有相当成就。有《徐文长集》30卷，《逸稿》24卷，杂剧《四声猿》，戏曲理论著作《南词叙录》等。
诸生：明代经过省内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学者，称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名目，统称诸生。
声名藉甚：名声很大。藉甚，盛大，很多。
薛公蕙：薛蕙，字君采，亳州(今安徽省亳州市)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刑部主事，嘉靖中为给事中。曾任绍兴府乡试官，所以称“校越”。(12)国士之目：对杰出人物的评价。国士，国中才能出众的人。
数奇(jī鸡)：命运坎坷，遭遇不顺。
辄蹶(jué决)：总是失败。(15)中丞胡公宗宪：胡宗宪，字汝贞，绩溪(今属安徽)人。嘉靖进士，任浙江巡抚，总督军务，以平倭功，加右都御史、太子太保。因投靠严嵩，严嵩倒台后，他也下狱死。
客诸幕：作为幕宾。“客”用作动词，谓“使做幕客”。
葛衣乌巾：身着布衣，头戴黑巾。此为布衣装束。
督数边兵：胡宗宪总督南直隶、浙、闽军务。
介胄之士：披甲戴盔之士，指将官们。
膝语蛇行：跪着说话，爬着走路，形容极其恭敬惶恐。
刘真长：晋朝刘惔，字真长，著名清谈家，曾为简文帝幕中上宾。杜少陵：杜甫，在蜀时曾作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
会得白鹿：《徐文长自著畸谱》：“三十八岁，孟春之三日，幕再招，时获白鹿二，……令草两表以献。”
表：一种臣下呈于君主的文体，一般用来陈述衷情，颂贺谢圣。
永陵：明世宗嘉靖皇帝的陵墓，此用来代指嘉靖皇帝本人。
沙门：和尚。
秽：丑行。
数困：指徐渭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能考中。
疏记：两种文体。疏，即臣下给皇帝的奏疏。记，书牍、札子。
不偶：不遇。
有司：主管部门的官员。
曲蘖(niè涅)：即酒母，酿酒的发酵物，后遂以之代指酒。(29)朔漠：北方沙漠地带。
朔漠：拜访沙漠地区。
大都：大城市。
嗔：生气。
羁人：旅客。
王者气：称雄文坛的气派。
巾帼事人：古代妇人的头巾和发饰，后也用以指代妇女。此处指男子装着女人的媚态，趋奉人，不知羞耻。帼，妇女的头巾，用巾帼代指妇女。
韩曾：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曾巩。流亚：匹配的人物。
雅：平素，向来。时调：指当时盛行于文坛的拟古风气。
骚坛：文坛。主盟者：指嘉靖时后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贞、李攀龙等。
“欧阳公”句：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有句云：“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馀态。”妖韶，美艳。
间：有时。馀：馀力。
卒以疑：最终由于疑心。继室：续娶的妻子。
张太史元汴：张元汴，字子荩，山阴人。隆庆五年(1571)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故称太史。
晚年愤益深：胡宗宪被处死后，徐渭更加愤激。
佯狂：装疯。
下隶：衙门差役。
周望：陶望龄字。
同年：同科考中的人，互称同年。
石公：作者的号。
囹圄(língyǔ铃雨)：监狱。这里指身陷囹圄。
间世：间隔几世。古称三十年为一世。形容不常有的。
芜秽：杂乱、繁冗。
梅客生：梅国桢，字客生。万历进士，官兵部右侍郎。
翻译
徐渭，表字文长，是山阴生员，声名很盛，薛公蕙作浙江试官时，对他的才华感到震惊，视之为国士。然而他命运不佳，屡次应试屡次落第。中丞胡公宗宪听说后，把他聘作幕僚。文长每次参见胡公，总是身着葛布长衫，头戴乌巾，挥洒自如，了无顾忌地谈论天下大事，胡公听后十分赞赏。当时胡公统率着几支军队，威镇东南沿海，部下将士在他面前，总是侧身缓步，跪下回话，不敢仰视。而文长以帐下一生员对胡公的态度却如此高傲，好议论的人把他比作刘真长、杜少陵一流人物。恰逢胡公猎得一头白鹿，以为祥瑞，嘱托文长作贺表，表文奏上后，世宗皇帝很满意。胡公是以更加器重文长，所有疏奏计簿都交他办理。文长深信自己才智过人，好出奇制胜，所谈论的用兵方略往往切中肯綮。他恃才傲物，觉得世间的事物没有能入他眼目的，然而却总是没有机会一层身手。
文长既然不得志，不被当道看重，于是乃放浪形骸，肆意狂饮，纵情山水。他游历了山东(齐鲁)、河北(燕赵)，又饱览了塞外大漠。他所见的山如奔马、海浪壁立、胡沙满天和雷霆千里的景象，风雨交鸣的声音和奇木异树的形状，乃至山谷的幽深冷清和都市的繁华热闹，以及奇人异士、怪鱼珍鸟，所有前所未见，令人惊愕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他都一一化入了诗中。他胸中一直郁结着强烈的不平奋争精神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凉。所以他的诗有时怒骂，有时嬉笑，有时如山洪奔流于峡谷，发出轰雷般的涛声，有时如春芽破土，充满蓬勃的生机。有时他的诗像寡妇深夜的哭声那样凄厉，有时像逆旅行客冲寒启程那样无奈。虽然他诗作的格调，有时比较卑下，但是匠心独运，有大气象和超人的气概。那种如以色事人的女子一般媚俗的诗作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徐文长于为文之道有真知卓见，他的文章气象沉着而法度精严，他不为默守成规而压抑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也不漫无节制地放纵议论以致伤害文章的严谨理路，真是韩愈、曾巩一流的文章家。徐文长志趣高雅，不与时俗合调，对当时的所谓文坛领袖，他一概加以愤怒的抨击，所以他的文字没人推重，名气也只局限在家乡浙江一带，这实在令人为之悲哀!
文长喜好书法，他用笔奔放有如他的诗，在苍劲豪迈中另具一种妩媚的姿态跃然纸上，欧阳公所谓的美人迟暮另具一种韵味的说法，可用之于形容文长的书法。文长以诗、文、书法修养的余绪，涉笔成花鸟画，也都超逸有情致。
后来，文长因疑忌误杀他的继室妻子而下狱定死罪，张元汴太史极力营救，方得出狱。晚年的徐文长对世道愈加愤恨不平，于是有意作出一种更为狂放的样子，达官名士登门拜访，他时常会拒绝不见。他又经常带着钱到酒店，叫下人仆隶和他一起喝酒。他曾拿斧头砍击自己的头胪，血流满面，头骨破碎，用手揉摩，碎骨咔咔有声。他还曾用尖利的锥子锥入自己双耳一寸多深，却竟然没有死。周望声称文长的诗文到晚年愈加奇异，没有刻本行世，诗文集稿都藏在家中。我有在浙江做官的科举同年，曾委托他们抄录文长的诗文，至今没有得到。我所见到的，只有《徐文长集》、《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而今徐文长竞以不合于时，不得申展抱负，带着对世道的愤恨而死去了。
石公说：徐文长先生的命途多艰，坎坷不断，致使他激愤成狂疾，狂病的不断发作，又导致他被投入监狱，从古至今文人的牢骚怨愤和遭受到的困难苦痛，再没有能超过徐文长先生的了。但尽管如此，仍有胡公这样的不世之豪杰，世宗这样的英明帝王赏识他。徐文长在胡公幕中受到特殊礼遇，这是胡公认识到了他的价值，他的上奏表文博得皇帝的欢心，表明皇帝也认识到了他的价值，唯一欠缺的，只是未能致身显贵而已。文长先生诗文的崛起，可以一扫近代文坛庞杂卑陋的习气，将来历史自会有公正的定论，又怎么能说他生不逢时，始终不被社会承认呢?
梅客生曾经写信给我说：徐文长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怪病比他这个怪人更要怪，而他作为一个奇人又比他的奇诗更要奇。我则认为徐文长没有一处地方不怪异奇特，正因为没有一处不怪异奇特，所以也就注定他一生命运没有一处不艰难，不坎坷。令人悲哀呀!
背景
徐文长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幼有文名，但只考上一个秀才，以后屡试不就。他好谈兵法，积极参与当时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曾入浙闽军务总督胡宗宪幕中，参预机宜，写过两篇对倭作战的方案，自称：“尝身匿兵中，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后胡宗宪被捕下狱，他也受到牵连，忧愤成狂，之后游历山水，遇见总兵李成梁并教导其子李如松兵法战略，并使李如松在万历二十年的朝鲜战争中大败丰臣秀吉的日本军。他怀才不遇，在仕途上备受倾踬，在文学上亦不得志。他与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同时，然却是李、王的反对派。他曾批判复古派效古人某篇某体是人而“学为鸟言者”(《叶子肃诗序》)当时复古派盛行。王、李之作遍天下，他自然受到冷落。徐文长生前虽有文集刊行，但鲜为人知。在他死后四年，袁宏道始偶然地在陶望龄的家中发现其诗集《阙编》，大惊异，叹为平生仅见，于是写了这篇传记。
徐文长一生侘傺潦倒，其磊落不平之气，一一发之于诗文，“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诗实力公安一派的先鞭，尤其是他批判理学之伪，提倡一己之适，蔑弃礼法，作狂傲世，更与公安三袁的处世精神相通。因此袁宏道的这一篇传记便不同于一般记述人物的行状。全文从徐文长的诗文不得行于世写起，突出他怀才不遇、备受冷落的坎坷一生，同情之心溢于言表，景仰之情流注行间，寄情楮墨，表达了作者自己强烈的傲世疾俗的精神。
【赏析】
徐渭(xúwèi)是一位奇人，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也可称为一篇奇文。徐文长是著名的诗人、戏曲家，又是第一流的画家、书法家，在文学史和美术史里，都有他崇高的地位。但是他一生遭遇波折。他在世时，虽然不算无名之辈，还几乎做出一番事业，但最终如这篇传记所说的，“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他死后，名字便渐渐为人忘了。袁宏道发现了他，为他刊布文集，并为之立传，使这位尘霾无闻的人物终于大显于世，进而扬名后代。一篇简短的传记，竟能重振一个被世遗忘的人物的声名，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所以说，《徐文长传》称得上是奇文。
这篇文章写得好，首先因为袁宏道把自己也写了进去，在传主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袁宏道可称徐文长的真正知己。读者可以看到，传文一开头，就写出袁宏道与陶望龄阅读徐文长诗集《阙编》的’惊喜欢跃情状：两人跳起来，灯影下一面读，一面叫，将已睡的僮仆都惊醒，恨与徐文长相识之晚。这种发自内心的欢喜钦佩之情，不能不叫人与作者同样受到感染。
从表面上看，袁宏道在这篇传中突出写了徐文长的奇，其人奇，其事奇，他在传末总括一句说：“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传中用“奇”字的地方，达八九处之多：“奇其才”，“益奇之”，“好奇计”，“诗文益奇”，“病奇于人，人奇于诗”，“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徐文长不平凡，他的一生也不平凡;突出写他的奇，自然是抓住了这个人的性格与行事的特征。但是，袁宏道写这篇传的主旨还不在于此。这篇传的主旨，应该是传中所写的徐文长“雅不与时调合”这六个字。科举的不利，使徐文长成为一个失意的人，愤世嫉俗的人。他“屡试屡蹶”，终生只是一个秀才，“不得志于有司”，当然无法发挥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因此《徐文长传》主要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封建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描写他的狂放与悲愤，以及他不惜以生命与世俗相抗衡的悲剧命运。这才是《徐文长传》的主旨。
我们看传中徐文长的傲气，他进见“督数边兵，威震东南”的胡宗宪，将官们匍伏跪语，不敢举头，而他以部下的一个秀才却侃侃而谈。写徐文长的悲愤，“自负才略”，“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等等。这些显然就不是只写徐文长的奇人奇事，而是慨叹于当时许许多多失意者的共同遭际了。“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这才是袁宏道为徐文长作传的真实感情流露。因此传文末尾最后的两句话，虽然写的是“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似乎仍是突出一个“奇”字，但是结语却是一个叹词：“悲夫!”为什么用此二字作结，读者自然可以体会一下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哪位有袁宏道《姜陆二公同适稿序》的原文和注释
袁宏道
(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人。
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本文（《满井游记》）就写于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湖广公安（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
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 ，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 。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 ；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 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 。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 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你，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 ，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 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沈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 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怒之，故 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 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 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 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钞录，今未至。余所见 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 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闲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 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 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 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西湖杂记
初至西湖记
从武林门而西，望保俶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桌小入 舟入湖。山色如蛾，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 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 也。晚同子公渡净寺，觅阿宾旧住僧房。取道由六桥岳坟石径塘而归。草草领略，未及偏赏 。次早得陶石篑帖子，至十九日，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叙陈正甫会心集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 者不能一语，唯会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 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说书画，涉 猎古董，以为清；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 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关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 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 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 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 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然声伎； 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 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 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余友陈正甫，深于趣者也，故所述《会心集》若干人， 趣居其多。不然，虽介若伯夷，高若严光，不录也。噫！孰谓有品如君，官如君， 年之壮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一、习禅——由精猛到稳实
袁氏三兄弟中，宗道研习佛教较早，宗道为太史时，就以性命之学启教宏道，其后休沐归里，又与宏道一起朝夕商榷，研习华梵诸典。根据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及《石浦先生传》所载，伯仲三人虽“亡食亡寝”地“极力参究”佛典，也仅“时有所解”，直到读过张子韶《格物论》后，才对佛意有较多的理解。万历十九年，宏道闻李贽“冥会教外之旨”（1），造访李贽，两人相谈甚洽，李贽以诗相赠，且留住“三月余”。（2）他们相互商证也是以佛禅为契的，李贽“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3）宏道的佛学造诣主要在于净土，但是，深为李贽推赞的《金屑编》就是一部禅学著作，可见其对禅学有所体悟，他在《金屑编自叙》中自谓曾“遍参知识，博观教乘，都无所得，后因参杨岐公案，有所发明。”于是拈出经文、语录，而加以颂古或评倡，共七十二则，是宏道的参禅心得。在其对前代宿德的推奉之中，亦可见其对禅学的基本态度。他对《坛经》也颇有研究，曾作《六祖坛经节录》、《坛经节录引》等。其倡求文学新论，也与受佛禅的濡染有关。
一“白首庞公是我师”
虽然袁宏道对李贽十分崇奉，以至抠衣称弟子，但在致李贽的尺牍之中，论及佛禅的内容寥寥。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禅门居士庞蕴曾屡屡提及。这或许与李贽有关，李贽亦推崇庞蕴，曾云：“庞公，尔楚之衡阳人也，与其妇庞婆、女灵照同师马祖，求出世道，卒致先后化去，作出世人，为今古快事。”（4）因此，师习李贽与称引庞蕴是一致的。通过宏道论庞蕴，我们可以看到其论禅的特色。
庞蕴，字道玄，唐衡阳人。“世本儒业，少悟尘劳，志求真谛。”（5）贞元初与石头和尚、丹霞禅师为友。举家入道，信佛而不剃染。随马祖参承二年，其后机辩迅捷，声名远播。《五灯会元·庞蕴居士传》曰：“有诗偈三百余篇传于世”，但《全唐诗》中仅收其诗偈七首。
宏道对古代佛教中人称引最多的当数庞蕴，且无论前期的论禅还是后期的持净，对庞蕴都极为推崇，时间跨度达十一年之久。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十六次称引，除一次（6）之外，都在诗中。二、直接以“庞公”称代“禅”，如《闲居杂题》其二“酒障诗魔都不减，何曾参得老庞禅。”（7）《述内》：“陶潜未了乞儿缘，庞公不是治家宝。”（8）《乙已初度口占》：“蛮歌社酒时时醉，不学庞家独跳禅。”（9）或以“庞公”自况，如《和散木韵》其二“禅锋示妻子，输我作庞公。”（10）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从《景德传灯录》及《唐诗纪事》中有关对庞蕴的记载来看，除留下了一些机敏的机锋偈颂外，并无专门的佛学著作。这与同时的希迁有《参同契》、道一有《大寂禅师语录》、《马祖道一禅师广录》传世不同，可论的仅是他的出、处态度（11），对其佛学思想很难详论。因此，文中论述很少而不象对马祖那样列为接武先秦儒学，下启王学的关键人物。另一方面，对庞蕴又是极其推崇的。这主要是因为袁宏道的立身态度、佛学观点与庞蕴一致。首先，庞蕴传世著作并不多，但与希迁论对问答之后，写下了一首著名的禅偈：“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北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12）最后两句几乎成了祖师禅随缘任运宗风的典型表述。这与马祖所谓“平常心是道”完全同一。他将人的自然、现实的生活要求与玄妙的佛理统一起来，人的欲求被合理化、中国佛教被人化了。这对深受明代启蒙思潮沐染，习禅而又任运，“一帙《维摩》三斗酒，孤灯寒雨亦欢欣”的袁宏道来说，不啻是隔世知音。其次，庞蕴是一居士：不剃染，（13）不出家（14），袁宏道也“是释长鬓须”（15），认为“佛不舍太子乎？达磨不舍太子乎？当时便在家何妨，何必掉头不顾，为此偏枯不可训之事？”（16）因此，对于袁宏道来说：“庞家别有一枝灯”，对其推崇备至，以师尊之：“白首庞公是我师。”再次，庞蕴诗偈虽现存不多，但宋代时还有三百余篇，（17）明代时数量也许相当可观。同时，从现存的七首来看，虽然不无枯燥之憾，但直白浅显的风格与袁宏道诗作的浅露有相似之处。其中第七首写得还不无情趣：“焰水无鱼下底钩，觅鱼无处笑君悉，可怜谷隐老禅伯，被唾如何亦见羞。”（18）因此，袁宏道将庞蕴的偈颂与白居易的诗视为同类，曰：“销心白傅诗，遣老庞公偈。”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响很明显（且有摹拟之作），对庞蕴的推崇之理自可推绎。
以上所述主要是袁宏道前期思想与庞蕴的契合点，而后期的学术、文学思想有所变化，佛学思想以修净为主，但仍推崇看话禅，贬斥的仅是所谓“默照邪禅”。对庞蕴的态度一仍其旧，个中原因与看话禅有关。看话禅始于宗杲，一般认为溯其源可直至赵州从谂。其实从谂之前的庞蕴则首先揭橥了看话禅的端绪。《五灯会元·庞蕴居士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庞蕴）尝游讲肆，随喜《金刚经》，至‘无我无人’处致问曰‘座主！既无我无人，是谁讲谁听？’主无对。”明代秀天端禅师主要参“谁”字，明清之际莲池之后，净土念佛之风大盛，清代以参“念佛是谁”为最普遍。这明显可溯源于庞蕴。因此，推崇看话禅是袁宏道后期仍然推举庞蕴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斥默照禅而崇看话禅
万历二十七年以后，袁宏道对佛教以修净为主，而反对所谓“禅学之弊”。首先反对“狂禅之滥”，万历三十一年前后，又转向对“小根魔子”的否定，认为“小根之弊，有百倍于狂禅。”（19）“小根”原是指受小乘教的根性，虽然宏道云：“此等比之默照邪禅，尚隔天渊。”（20）但据“日间挨得两餐饥，夜间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21）及“若遇杲公，岂独唾骂呵叱而已。”（22）可知，“小根”，在袁宏道看来原本于默照禅。默照禅的倡导者正觉强调寂然静坐，息虑静缘，处于无思虑的直觉状态之中。与此相对立的大慧宗杲则攻击其为“闭眉合眼，做死模样” ，是“鬼家活计”。（23）宗杲倡导的看话禅则要求从古德话头中参悟，视古德话头为“工夫”曰：“承日用不辍做工夫，工夫熟则撞发关捩子矣”（24）袁宏道称宗杲为“杲公”，称引宗杲的次数仅次于庞蕴，且都在文中，将宗杲所论视为不刊之论：“妙喜（即大慧宗杲）与李参政书，初入门人不可不观。书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久为魔所摄。’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经论中可证者甚多。”同样，在《珊瑚林》中也常有推崇看话禅和大慧宗杲之论，如他云：“参禅将彻时，惟守定一个话头，便是真工夫，若舍话头而别求路，必难透脱矣。”宏道后期于禅学尚稳实，他认为参禅需是利根人所为，钝根人入不得，但是，聪明过人者一般少有所得，这是因为这些人稍稍有悟，便为自得，因此，他们的所得并不能满足他们聪明的分量，而宏道认为，大慧宗杲则是不断参悟，以满其聪明分量的典范，他在与众人同时颖悟以后，“大慧自以为未得，又参三十余年，方大彻。”（25）宏道认为，这才是大慧的聪明过人处。大慧宗杲的看话禅在明末甚为流行，云栖、紫柏、德清这些高僧或推敬，或以之作为修行方法，士林中人也多受大慧的禅法所影响，看话禅成为晚明期间的禅法主流。大慧参“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话头，实质即是要激发疑情，对此，宏道也基本承绪了前人的参禅路径，是一种摒除知解的一种体悟方式。他与石篑的尺牍中云：“世岂有参得明白的禅？” 即是此意。他乃至这样描述了参禅与道理的互碍：“参禅人须将从前所知所能的道理及所偏重习气、所偏执工夫，一一抛弃，略上心来，即与斩绝，如遇仇人相似！”（26）当向其问及参禅三要时，云：“参禅的无别法，只是一些道理不上心来，一毫意见学问不生此，即有六七分了。”（27）这些都是禅宗传统的直觉体悟、言语道断的宗风。禅家由达摩的“安心无为，形随运转”和慧能“但行直心，不着法相”等人生态度发展成了随缘任运的禅风，而宏道也认为道本平常，“别无奇特，唯平常行去便是。”对当时的参禅者“或行苦行，或习静定，或修福德”（28）的求道行为不以为然。由此可见，宏道于禅学并无多少新见，值得注意的是，宏道自万历二十七年以后，基本的学术取向是禅净合一，但他谈禅时更多地透示出对前期思想的回归，论净时，则常常是对早期思想的悔悟。在后期论禅之时，仍可见到一个英姿卓荦的宏道，可见其前后思想的连贯与顾盼。我们在其作于万历三十二年的《珊瑚林》中，既可见其对道理闻见的不屑一仍其旧，即使是尚求狂狷的人格取向也在谈禅之时再次表现了出来，云：“今之慕禅者其方寸洁净，戒行精严，义学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得个英灵汉担当此事耳，夫心行根本岂不要净？但单只有此总没干耳。此孔子所以不取乡愿而取狂狷也。”显然，他得于禅学的是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他那说得破、道得出，字句之中“有一段逸气挟之而行，一种灵心托之而出”（29）的作品以及诗文理论，与其对禅学的独特体悟正相符称，因此，他认为禅当是利根之聪明人所为，而敢于担当的“胆气”对于禅法更为重要，云：“有聪明而无胆气，则承当不得；有胆气而无聪明，则透悟不得。胆胜者，只五分识可当十分用；胆弱者，纵有十分识只当五分用。”（30）而这些后期的谈禅之论，了无“稳实”、修持的痕迹。
宏道之崇尚净土，主要表现在《西方合论》之中，而《宗镜摄录》、《珊瑚林》都作于《西方合论》之后，延寿的《宗镜录》是一部广延天台、贤首、慈恩教义以证明禅理深妙的著作，宏道作《宗镜摄录》也可见其在《西方合论》之后，又有一个向禅学复归的过程，对此，《珊瑚林》中有这样一段明白无误的记述：
问：“先生往年修净土是何见？”
答：“大凡参禅而寻别路者皆系见未稳故。”（31）
不难看出，宏道在作《西方合论》，“寻别路”而推信净土之后，又生“见未稳”的悔悟，“往年修净”即含有当下复归禅学的潜台词。在《西方合论》之后所作的《珊瑚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谈论净土的内容，而一以谈禅为务，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万历三十一年给陶周望的尺牍中也有所流露，他对“狂禅之滥，偶有所排，非是妄议宗门诸老宿。”而主要是认为李贽的禅法偏重悟理，尽废修持，不够稳实而已，宏道对狂禅的不满，也是以救宗门之弊的姿态出现的。而当时的“小根魔子”，则是目无古宿，“日间挨得两餐饥，夜间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乃至大慧、中峰等人也受其疑谤，在宏道看来，这无异于背弃禅门宗风，宏道重又护卫禅学当与此不无关系。诚如他与陶周望所言：“弟学问屡变，然毕竟初入门者，更不可易。”（32）对于佛学，宏道“少志参禅，根性猛利，十年之内洞有所入”（33），恰恰是首先自禅门而入的。而宏道在主张持修净土之后，又作《宗境摄录》，这也足可见宏道修净而不废禅。《宗镜摄录》虽然与《西方合论》的立论基点稍有不同，一是以禅为主，一是以净为要，但是，两者都是因为当时“专逞聪明，惟寻见解”，“轻狂傲慢，贡高恣睢，口无择言，身无择行”（34）的禅风而发的。
三 重经教、尚义学而作《宗镜摄录》
袁宏道高卧柳浪期间，闲静悠然，曾以较长的时间“于贝叶内研究至理。”（35）研习永明延寿所著《宗镜录》，“逐句丹铅，稍汰其烦复，摄其精髓”，（36）成《宗镜摄录》一书。由此可见，宏道在著《西方合论》，意欲修持净土之后，并未舍弃禅学，期间还“日课《宗镜》数卷，暇即策蹇至二圣寺宝所禅室晏坐，率以为常。”（37）同时也可见重经教、重义学，沉潜内敛是宏道这一时期基本的学术取向。这与延寿撰著《宗镜录》的旨趣正相契合。
延寿是法眼文益的法孙，法眼曾作颂云：“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但知看古教。”这是针对当时和禅师们轻视义学，落于空疏而发的。延寿也承绪了这一思想并以之作为《宗镜录》的创作缘起。《宗镜录》卷四十三云：“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专己见，不合圆诠”（38）便是对不重经教的禅风而言。宏道此时也反对游谈无根的空疏之学，他与延寿为救宗门极弊而作《宗镜录》、《万善同归》一样，也通过《宗镜摄录》求“稳实”之学。他在回答他人“看《宗镜》便觉快活，至参话头便冷谈，又觉费力，奈何看？”的问题时，将《宗镜》与参禅视为绝然不同的两种参悟方式，云：“《宗镜》乃顺事，如放下水舟，顺快无量，然示免有障悟门，若参话头乃逆事，如百丈滩，溯流而上，其间高橹 笮又不用，故参禅者，才隔丝毫犹属费力，决无快活省力之理。”（39）不但如此，《宗镜录》还与参禅互碍，云：“《宗镜录》乃参禅之忌，祖师公案及语录乃参禅之药。”（40）但袁宏道对《宗镜录》并不满意，对延寿亦时有贬词，以至认为永明延寿“见地未真”（41），“道眼未明”，这并不是说袁宏道反对延寿救宗门之弊、标举“一心为宗”的意旨，而只是不满于《宗镜摄录》卷帙浩繁而“愈讲愈支，愈明愈晦”（42）而已。《宗镜录》共达一百卷之多，通读全书的人并不多见，因此，雍正时又“录其纲骨，刊十存二”，编为《宗镜大纲》一书以便阅读。宏道作《摄录》缀摄其要，以明“道眼”。该书虽然今已遗佚，但是，据《明史·艺文志》载，凡十二卷。中道在《宗镜摄录序》中谓之：“词约义该”，较之延寿原作“爪甲粗删，血脉自如。”寒灰等人从吴中到柳浪，因爱其书，曾手抄一过携去，可见宏道摄录甚精，篇制不宏。由此也可见宏道作此书的意趣所在。
宏道平生共节录过两部经论，一部是《六祖坛经》、一部是《宗镜录》，所作的目的一是因怀疑有人增伪而删削，一是因烦冗而裁汰，但是，佛教经论中可堪疑问的甚多，宏道唯独对这两部用功甚勤， 这当然反映了他的学术所尚。而重视延寿，除了与以义学补当时空疏不实的禅风有关而外，还与禅、净合一有关。延寿提出有名的四料简：“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当来作佛祖。”继承了慈愍的禅净兼修之风。袁宏道推举延寿也基于此，云：“永明既悟达磨直指之禅，又能致身于极乐上品，以此解禅者之执情，以此为末法之劝信，是真大有功于宗教者。”（43）“极乐上品”即指净土法门。他作《西方合论》，与延寿的思想正相顾盼，云：“《西方合论》一书，乃借净土以发明宗乘，因谈宗者不屑净土，修净者不务禅宗，故合而论之。”（44）
究竟宏道对禅宗自觉是否有得？这是论及宏道佛学思想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宏道于净业有自撰的《西方合论》。于禅宗虽然也有《金屑编》、《六祖坛经节录》、《宗镜录》，但是，前者是“拈出古宿”
（45）语录，“一一提唱，聊示鞭影”（46）而已，宏道往往以一些简括形象的文字加以评唱，如他举“云门因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日里看山。”宏道评唱道：“垛生招箭”。“看山好，莫被白云瞒了。平芜尽处晓烟攒，天涯一点青山小。”如此等等，其中虽然多机敏的智趣，但并无多少系统的理论，这与《西方合论》明显有别。而《六祖坛经节录》、《宗镜摄录》则均为删节前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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